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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产融结合模式的探索者

2018-01-08 10:14:39   来源:华夏时报网   评论:0 点击:


近日,与战略经济学家、华信集团首席战略顾问白益民先生的一番长谈之后,华信低调外表下的真实形象,终于清晰展现。

大约100年来,世界经济的版图上,活跃着诸多庞大而神秘的商业帝国,这些著称于世的所谓财团企业,多为欧美日商所有,它们常年盘踞于世界500强名录之上。最近10年,这个500强名录当然少不了中国央企和大型国企,但由中国民间商人创立的民营企业则少之又少。去年,人们蓦然发现,排名第222位的是中国华信集团。时闻华信于境外快速开疆拓土,其横刀立马、纵横驰骋之威,令同行惊叹,对手惶恐。但华信在国内,则“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也正因此,国内对于这个巨无霸民企的国际扩张历程,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近乎传奇般的解读。白益民特别对国内某些媒体有关华信的报道给予了批评,认为这些媒体似乎都被西方洗了脑,甚至财务上就跟外资纠缠不清。他的团队经过调研分析,判断这些媒体的相关报道,其目的就是要破坏华信品牌的国际声誉。但华信“身正不怕影子斜,华信做的是正事,因此希望得到国内的认可和理解,特别要让国内人士清楚知道华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同时华信又不能在海外高喊自己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利益而战,因为欧美国家的公司、俄罗斯的公司,其基本目标都是追求商业利益,华信要介入当地市场,就要让其觉得华信也是在为他们国家的产业经济服务,最终,双方得以双赢,这也是华信的海外生存之道。”

白益民表示,2003年出了本叫《华为真相》的书,影响很大。而在那之前,迅速壮大的华为也曾受到各界的质疑、甚至抹黑。再看现在,华为已成为中国民族企业的代名词了。现在谈“华信真相”,就是希望无论从舆论环境,还是从政治视角,国内各界都能对华信这样的企业,给予充分理解。“先谈不上多大的支持,因为华信也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而并非要求上来就给华信输多少血之类,但最起码别窝里斗,别自己人把自己人给干掉了。希望各界能发现华信为国家、民族服务的价值所在。中国太需要这样的企业,太需要各行各业有更多像华信、华为这样的企业,太需要让这些企业迅速在全球市场发展壮大起来——这是华信所真诚希望看到的舆论氛围。”

白益民1993年曾受北京市外企服务公司(FESCO)推荐,任职于日本最老牌和最大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前后约10余年。其间曾被派往三井物产东京总部研修和工作。这一独特经历,使其得以深入了解和掌握日本财团及其综合商社对国家微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其研究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组织、文化和历史的专著《三井帝国启示录-》、《三井帝国在行动》、《财团就是力量》、《产业就是脊梁》等,在国内研究日本产业经济模式的同类著作中少有比肩。2007年,白益民当选中国社科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其在国内数十家媒体发表的上百篇相关研究文章,产生了较大的持续影响力。其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围绕产业战略布局、财团模式、日韩综合商社、情报建设、东亚文化等展开的系统研究,于整体产业链层面,为中国本土企业持续提供了颇有见地的咨询服务,推动了中国“产、商、融”(陆、海、空)三位一体财团组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白益民认为,日本财团的综合商社不仅仅是一个跨国的贸易公司,它是由财团金融企业控股的全方位服务型的社会组织。它将贸易、金融、投资、物流、信息、咨询和人才等诸多经济资源集合于一体,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和开拓新事业领域。它还是情报机构,也可视为准军事后勤指挥中心。

白益民指出,基于美国文化的西方式的MBA教育已经席卷中国,但应该看到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成功的经济模式,即以日本为代表的产融结合的东亚财团模式,它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因此,白益民强调,以集体主义为精髓的东方商业文化和教育应当在中国的大学和企业中确立应有的地位。

关于中国华信,白益民去年以来多次在公开演讲中表示,华信主要是从资源端,到物流端,到产业端,到贸易端,以及与金融相结合,构建起来的以“一带一路”为主体的国际化公司。白益民说,中国华信目前在全球的布局,华信称之为经济共同体,目的是希望带动中国企业一起出海。随着更多中国企业加入华信这个经济共同体平台,华信的布局会越来越密集和广阔。他还表示,华信计划在“一带一路”沿线打造能源终端,构建上下游完整产业链,打通欧亚大陆的能源走廊,同时还要在物流终端布下棋局。

以下是白益民与记者本次谈话实录。

1.海外扩张创造巨大价值

《华夏时报》:华信2002年创立发展至今,已位列世界500强第222,应该怎样看华信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及其社会认可度?

白益民:华信在世界五百强中的排名实际上只能表达华信在某种数据上的排名,因为世界五百强排名主要按交易额排名,而不是按资产规模,或是按其他比如有些具体产品市场占有率排名等等。华信是以贸易为平台,自然在能源贸易方面做了大量交易,交易额展现了华信的贸易规模。

但实际华信做的很多工作并不仅仅停留在量上,更多应该是在质上,是为国家提供更多的服务,或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了很多贡献。从质量上观察就要从解决中国企业“出海”存在的问题上,华信实际提供了哪些帮助和改善的方案来看。

如果注意到我在国家一些部委讲课的课件可以发现,其中分析了中国企业前几年的海外并购,出现很大的问题。比如铁矿石,买了很多矿权,当时价格很高,后来突然全跌下来了。很显然,中国企业到海外做并购实际上没有经验,面对的是欧美企业,买的铁矿或油矿,很多都属于欧美企业长期垄断领域,要按他们的游戏规则玩,所以基本上全都是高价买入,然后跌的时候都是中国企业接盘。澳大利亚铁矿石、尼克森石油,都是在上百亿美元的最高点买入。这到底是什么问题?需要思考。

这种情况下,华信提前在走“一带一路”,而不是跟着西方的游戏规则走。以往大的资源并购,都是欧美投行提交各种报告,再让中国的企业据此参与并购。但这些投行背后跟卖方其实有沟通,他们跟西方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结果把中国的企业装进陷阱里去了。包括高盛到处推销债券,还有当时的西班牙债券,都是垃圾债,差点中国企业就接盘了。

再例如中航油,当时陈久霖在新加坡,就被他们给装进框里去了,损失5.5亿美元,我在《三井帝国在行动》一书中有专门一章谈这个案例。还有2008年中信泰富的汇率交易出问题,损失155亿港元,基本都是被这些投行给绑架进去的。再看中国企业前些年铁矿石海外大并购,都是被欧美几家大的投行忽悠。而华信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西方投行的圈子,坚决不听信西方投行的花言巧语,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并将自己打造成中国文化武装起来的国际产业投行,完全区别于西方那些猎杀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投行。

华信体系始终的定位就是,在“一带一路”中获取中国需要的战略资源。比如中东产油国,它分两种,一帮是跟着美国跑,还有一帮跟美国对立。华信两头都要做工作,因为华信的目的是拿回资源。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华信自己摸索着如何去做投行。华信现在定位自己是“国际投行”,而华信这个国际投行又定位成国际产业投行。那些美国的投行叫国际资本投行,他们其实主要是拿钱来做局,然后将钱全圈走。华信做国际产业投行更像那些拥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东亚财团,尤其是它们的综合商社。

我长期研究日本财团的综合商社,它也叫产业组织者,强调“你好,我好,他也好”共生共荣的商业文化,这源自于中国传统的徽商、晋商、浙商和闽商模式,并且历史上贯穿着中日两国的人脉和文化。华信的目的,是要帮助中国的产业、企业跟海外的资源对接,跟中国的产业和企业及海外资源都是共生关系。习近平主席谈“一带一路”,也谈到这种共同体、共生的概念。

华信从一开始,就用“共同经济体”的理念打造自己的组织体系。在这一体系构建过程中,华信更多是在海外活动,比如跟哈萨克斯坦企业合作,华信聘用了很多中国退休的外交官参与。华信用企业来做外交,叫商业外交、民间公共外交。通过做外交的工作,华信跟当地的国家总统、总理建立了沟通关系,还有智库对他们产生影响。

中国做项目的公司太多了,但是缺少跟顶层的沟通,外交官又做不了,因为外交官不懂经济。华信实际上搞的是经济外交,通过经济外交的工作,建立跟“一带一路”国家的关系。实际上华信做得更多的是到这些国家为中国企业打造生态环境,包括跟这些国家进行文化上的交流,例如在捷克搞的体育俱乐部的收购,实际就是一种文化交流。

可以把华信与捷克的关系看成一个成功案例。华信收购了捷克银行的股权、足球俱乐部、红酒厂的股权。红酒是当地的文化,足球也是当地的文化,华信介入当地文化产业,通过这样的介入,打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这时候带着中国企业去参与那儿的投资,风险就降低了。华信之后再进入他们的航空、特种钢等行业就更加顺畅了。

华信通过这样的工作,不仅跟当地国的总统,甚至跟他们的反对派建立了联系。中国对外投资的很多问题就出在投资了以后,如果该国这届政府倒台了,投资也就“歇菜了”。因此华信要努力赢得他们整个国民的支持,而不是某一个总统的支持。这样的话,中国企业再过去,第一是安全,第二是打通了金融。中国企业原来不跟当地的金融做结合,实际上风险比较大,因为这样就与其产生了博弈关系,看上去好像是到当地纯粹挣钱。但是跟当地金融打通以后,当地的金融也捆绑到中国企业的项目里,这就产生了共生关系。如果中国企业投资全都用自己的钱,风险是最大的。但是当地人金融又玩不转,需要跟产业结合以后才能形成循环。所以华信通过做这项工作,把中国的产业跟当地的金融结合。当然华信也会调动国内的金融,但首先要把当地国的金融和中国的产业相结合。

华信总说产融结合,但是大家都是想着在国内怎么搞产融结合的事,有没有想过如何把中国的产业与“一带一路”当地国的金融结合起来?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华信实际上打造的是一个生态环境,是产业与金融的整体共生环境,是为了让中国的经济和这些国家的经济接轨。所以,华信不是简单的“世界五百强”排名所能准确描述的。现在说搞“一带一路”,但真正要把“一带一路”悟透,仅从宏观经济和企业微观的角度考虑是无法顺利推进和落地的,还须一个联系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中观经济体系做衔接、做执行、做服务,这就是中国华信现在充当的角色。

华信这些年也多方面帮助了人民币“出海”。华信的能源贸易跟一些国家的经济、产业结合到一起以后,人民币“出海”才真正有价值,不然的话人民币很难在那边扎根。如果把产业带过去,与当地能源贸易、金融结合以后,人民币实际上才有了根基。阿里巴巴跑美国去圈钱,实际是通过互联网产业。一定要有产业跟海外一些国家结合,人民币“出海”才能真正有锚去扎根,不然的话都是虚的。

《华夏时报》:华信拓展海外资源的战略目前已经取得哪些重大成功,究竟对国家和民族的意义何在?

白益民:华信在海外做得成功,捷克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方面,从中国华信角度看,拿到了哈萨克斯坦通往欧洲的油气供应链。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国际公司掌握了通往欧洲的1000个加油站,华信从持有其20%的股权慢慢持股到51%。华信很看重它是通往欧洲的一个通道,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工作:以前大家都是去抢资源,华信关注的是油气贸易的物流、供应链。虽说燃油汽车有逐步改成电动汽车的趋势,但那是未来10年20年才会完成的事,总体看,这一地区油气的供应链为华信所掌握,这相当于深度切入到这些国家的经济里去。

在捷克,华信是全方位的进入,分布在捷克的各个方面,甚至包括从捷克手里收购华纳的股权,也包括捷克的传媒业,还有刚才提到的红酒厂、足球俱乐部、银行股权、航空、特种钢等,还收购了捷克一些有历史感的建筑,当然华信也收购捷克具标志性的类似国贸的现代建筑。这可算是华信对当地物业的投资。中东欧人对中国人有很长一段时间觉得陌生,甚至对中国有些误解,但当中国企业全方位地介入捷克,撬动了整个中东欧对中国的认识。随着华信的进入,这一地区与中国的企业交流、文化交流不断加深,华信还出资赞助捷克拍过一部片子,叫《熊猫和小鼹鼠》,播出后很受欢迎。华信还赞助了当地的一些文化交流活动。前年捷克总统到中国访问,接着习主席去访问捷克,这是有史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去中东欧国家访问。华信在该地区前期的铺垫,无疑都会对两国间的关系产生有益影响。慢慢交往多了,就会产生更多的合作。

浙江卫视的《跑男》、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都是带着明星去捷克那边做节目。《跑男》那期开头捷克总统还致了辞,节目还请来了州长、市长,这虽然不是华信赞助的节目,但也是因为华信做了很多工作而带动的。有了华信的推动,才有了中国与捷克合拍的电视剧《最后一张签证》,讲述的是中国人在奥地利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的故事。

《华夏时报》:为什么华信一开始进入的国家是捷克、哈萨克斯坦?

白益民:这跟国际国内的形势有关。华信有智库专门研究国际政经格局和环境变化趋势等等。从华信的角度看,进入哈萨克斯坦,是因为当时有很多油气通过哈萨克斯坦输往中国,这实际上是中国的一条能源动脉。那时候华信还没有跟俄罗斯展开油气合作,华信当时也没有名气,跟俄罗斯油气企业无法博弈,所以华信只能选择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相对小一些的国家,参与跟它的油气合作,先来撬动这一块。

《华夏时报》:最早是哈萨克斯坦,后来是捷克,进入捷克是因为什么?

白益民:因为捷克可以作为华信的立足点。在华信和哈萨克斯坦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以后,华信通过战略研究判断,欧洲正处于衰落状态,已无力阻止中资企业在中东欧地区开疆拓土。而在俄罗斯油价下跌以后,俄国人也管不了中国企业在那一地区施展身手。所以这时候中国企业的机会就来了。华信选择了这个时机,而且对方也有需求,当对方向我们透露这种时机的时候,华信就毫不犹豫地介入了。

在这个过程中,华信陆续进入该地区包括石油、能源、化工等贸易领域。不仅如此,华信做国际贸易,是多元化、多角度,但走的“一带一路”的方向。

《华夏时报》:华信重大的成功还有哪些?

白益民:正如诸多国际媒体报道的,最近华信在俄罗斯方向取得突破。这其实是因为正好赶上一个机会,即美国制裁俄罗斯,还有国际油价太低,并且有美国页岩气出口等因素。在这种竞争的背景下,俄罗斯拿不起它那个高调了,前几年它昂着下巴拿着中国,那时中国与俄国签的油气资源的价格都是很高的。但现在,俄国人发现,油价低了,中国的油路气路已经打开了。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而除了马六甲海峡上每天有大量运往中国的油气,中国还在开辟新的油气运输通道。再加上整个国际油价下跌,油气资源从原来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了。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俄罗斯需要寻求中国为合作伙伴。华信赶在这之前,即在2015年就跟俄罗斯接触了。

也就是说,华信今年与俄开始签的合同,正好是时机到了。实际是在两年前甚至更早时候就跟他们在接触,包括通过外交渠道,通过各方面在接触。所以华信这次以91亿美元收购俄油14.2%的股权也是赶上一个机会,美国制裁俄罗斯,原来的持股方想退出,他们一个是卡塔尔投资局;一个是嘉能可,也是欧美的企业。他们退出的时候,华信接盘切入进来。他们应该是两年前拿的股权,两年前油气价格是最低的时候,现在俄国人基本上按照原价给了华信。

《华夏时报》:这笔生意对于中油和俄油的长协有什么影响?

白益民:没什么影响,它是额外的权益,华信拿到了额外的权益。华信持股以后,应属于俄油股东之一,应是帮助中油加强了跟俄罗斯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看,华信成为俄油的股东,最起码有席位,可以跟他们高层沟通,无论在战略层面、投资层面,都可以全方位地合作。

原来华信与俄油双方只是油气买卖关系,现在则是投资合作共同体的关系。华信与俄油设立共同的产业基金,双方将投资建设千亿级的轻化工企业,比如计划在海南建千亿级精细化工厂。这样就把他们的产业引到中国来一起投资,一起搞建设。这种方式,加强了合作关系。

《华夏时报》:这两天国际油价继续上涨,相对于中油和俄油当初签的长协,中国到底蒙受了多大损失?这个损失有没有通过某种方式化解掉?

白益民:我并不了解中石油内部的协议,这事是在国家层面上去平衡。因为说白了,当初油价低的时候,中国跟俄罗斯签了很多长协,结果俄罗斯还反悔,不执行或者找各种借口拖延执行。

《华夏时报》:所以我们也可以反悔。

白益民: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协议里的问题,协议也是要看市场的,尤其是长协。市场价很低了,产量不够了,双方都可以再谈。这种事其实很正常。中国当初跟日本也签了长协,说卖给日本原油什么的,后来中国需求量大了执行不了,双方经过多轮协商,中国从石油出口国变为进口国后10年间还在因这个长协给日本输油,一直到2003年才终止。那时候我在日本的商社工作,中国这边没法执行了,日本那边也理解,硬逼着中国,在其他方面肯定出问题。当然也是因为这个长协出问题以后,中日经济命脉实际上就出问题了,后来钓鱼岛争端什么的就出现了。如果说双方捆绑得很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能就不至于。当时中国实际上就靠一个长协与日本建立了较稳定合作。此外都是日本对华投资。中国实际上没有介入到日本整体的经济领域里去,就是说中日经济没有相互咬合在一起。

《华夏时报》:中国过去跟很多大矿石公司签的协议,后来矿石价格低了也可以反悔?

白益民:这个事儿,因为西方是各种法律特别健全,他把那个合同做得法律依据特别健全,你要反悔,他就拿官司拿各种东西折腾你。再一个,他有舆论优势。

《华夏时报》:跟俄罗斯,跟日本不一样?

白益民:不一样,东方人做生意一般是不会去打官司的。美国人则非常善于弄法律文件,实际上是设套给你装进去,让你守约。了解像美国贸易法案这类法律的人肯定清楚,美国从来都是变着法儿自己不守约,但是他会让你使劲地守约,这就是霸权。

《华夏时报》:回到华信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取得重大成功之后,对华信这样一种特殊的企业,他的成功对于国家来讲,或者对于民族复兴来讲,是不是有特别的意义?

白益民:所谓的民族复兴,首先是在世界上的经济复兴。中国有更多像华信这样的跨国集团,或者有更多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才是真正的复兴。现在唯一在制造业里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民企,也就是华为。而马云的阿里巴巴那类电商企业的所谓成功,靠得是对消费市场的分割,通过霸占消费市场的方式获得,并不是在技术上的实质突破。

2.特殊体制形成独特优势

《华夏时报》:华信这样的所谓民营经济所有制企业,在国际扩张中遇到过哪些重大障碍,如何走出困境?

白益民:华信这个民营集体所有制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讲,开始的时候有点像游牧部落的那种感觉,后来才逐渐成为诸侯联盟。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有很多问题或错误发生的。

《华夏时报》:有路线斗争?

白益民:有路线的问题,有各部落自己的问题。所以华信组建之初,遇到各种问题。包括财务的问题,甚至有人在里头自己捞好处。再有一个,就是各部落汇聚来的人不一样,融合是一个大问题。比如有从国企出来的,有从民企打拼出来的,所受企业文化或作风的影响都不一样,因此这中间也会产生一些矛盾或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华信也是在摸索。比如说实行财务统一制,各个公司的收益都进入华信的财务公司,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支配;比如对于独立部落进行制约等等。大家就这样逐步形成一个统一、规范、严谨的大集体。当然当华信持有一些金融牌照以后,包括华信的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实际上是为这个大集体服务的。

我们注意到日本的企业形态,他们就是集体所有制。日本一些大的财团,曾经的家族企业,无论丰田还是三井,股份都是被几十、上百家企业所共同持有;他们也持有几十、上百家甚至上千家的企业,他们是交叉环形持股形成的集体所有制。通常要做一个模型,就要有一个标杆。我是研究三井的,曾在三井任职过12年,所以我首先是以三井体系为标杆。同时,也学习包括像丰田、东芝等一系列大的企业集团。我把这些标杆的研究深入化,看这些装备制造企业跟金融是什么关系,跟商社是什么关系。

商社是搞资源的,这有点像华信现在搞资源。但商社跟装备制造是什么关系?又怎么带着装备制造出海,金融跟它怎么衔接?我这一研究在国内应是比较深入的。

日本的一套经济体系外界看不懂,因为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已被美国化了。但实际日本经济体系的特质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习惯于用西方那套东西, 就看日本是个怪物。实际上日本的产业做得非常扎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解读日本经济体系,然后介绍给华信加以运用。由于叶简明特别信仰中国文化,之前还发起创立了一个中国文化院,院长是汉语言文字学家许嘉璐。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就希望找到相符合的模式去匹配。为此,我为帮助华信建立完整的企业模式,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这相当于研究将企业各种资源放在哪儿,互相怎么用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顶层设计,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大体系早晚会崩溃。

我们研究日本的一些企业,研究三井的文化,包括三井的历史、人物等等,非常多面化。包括三井跟政治的关系,三井跟明治维新的关系,还研究三井怎么把丰田给培育起来等等,一系列的研究,做得很深入。

《华夏时报》:一开始参与建立华信这个民营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那些人,也就是最初参与创业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华信吗?

白益民:他们当中有些人还在华信,但有些人可能并不是太显山露水。华信陆续进来更多的是一些年轻的职业经理人。那些参与创业的人可能都已是老板级的股东,分布在华信的企业里,但这些企业有的是华信的卫星公司,并不用华信的品牌。这类华信系的企业可能以别的品牌公司在运作,却又跟华信这个平台结合,大家还是在华信这个共同经济体里。

《华夏时报》:谈到叶简明先生,还有华信几个创始人,外界有一段时间对此感觉很神秘。可否再深问一下,叶简明先生的背景身份到底是什么,跟他创业的那帮人到底是什么人。过去为什么不公开,现在为什么又可以公开了?到底是什么原因?

白益民:叶简明先生,他其实首先是位闽商。大家都知道闽商和浙商在中国近代商业发展史上都属于特别会做生意的群体。从叶简明的闽商特征看,他长期在那个商业文化里耳濡目染,跟他创业的也有些是福建人。传统的闽商、浙商都很低调,马云可能是因为互联网行业所以高调些,其他人包括鲁冠球都很低调。

其次,华信本身以在海外发展为主体,没在国内挤市场打拼,当然就不显山不露水,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几乎没注意到。再有,华信本身做了很多国际上的事,就不能太高调。这事我在三井工作时感受最深。上世纪末,世界500强前四都是日本的综合商社,三菱、三井、伊藤忠和住友,太高调了,在海外受到欧美各种打压,学聪明后各大商社都很快拆分了旗下各个部门,世界排名一下跌到了三四百名,重新低调起来。所以,华信本身就需要低调。华信帮助国家做事需要低调,华信本身的文化就是低调。但这反而引起外界各种猜测,当外界突然发现华信是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各种猜测更加风起云涌。所以,一些误导性的报道,包括一些妄加猜测,开始出现在互联网上,有些传言甚至非常离谱。

但如果仔细收集资料,就可发现,华信在哪国成立一个公司,参加一个什么国际活动,叶简明跟哪个总统见面等等,国内外媒体经常有这类报道,网上也有相关照片。但是当这类报道多了以后,各种负面也就随之而来。再加上这两年,国内许多资本系出现了各种问题,赶上这个时间点,华信忽然再一冒头,大家就会拿去做比对了,这就比较麻烦,华信不得不出来做些澄清和说明。

如果解释说华信是做产品起家的一个公司,那海尔或是别的做产品起家的公司,都可以看到产品。而华信实际上是一个贸易起家的企业,随着发展逐渐成了如今这样一个产融结合的形式,它是不能够用平常的解读方式去解读的。也就是你来问我这个搞顶层设计的人,华信整个战略和华信的历史,我能给你讲清楚。换一个华信的经理人,他们可能都讲不清楚这个事儿。如果让叶简明来讲,他也能跟你讲,但他讲的可能是更宏观一点、更具思想性的内容。所以,这个时间节点需要我这样一个参与过华信顶层设计,持续研究过华信发展和模式的人,来跟大家谈一下,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华信,了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3.以大平台战略参与国际竞争

《华夏时报》:华信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树大招风,现在成为一个大型帝国一样的企业集团了,它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公司了,面对来自舆论或是商界对手的或明或暗的阻击,华信有什么化解之道?

白益民:首先,人正不怕影子歪,华信做的是正事,因此希望得到国内的认可和理解。同时华信又不能在海外高喊自己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利益,因为欧美国家的公司、俄罗斯的公司,许多都是讲商业的,华信要介入,就要让其觉得华信也是在为他们国家的产业经济服务,最终,双方是要双赢的,这也是华信的海外生存之道。

2003年出了本《华为真相》的书,影响很大。而在那之前,迅速壮大的华为也曾受到各界的质疑、甚至抹黑,再看现在,华为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企业的代名词了。我们在这里谈“华信真相”,就是希望无论从舆论环境,还是从政治角度,都能够对华信这样的企业,给予理解。先谈不上多大的支持,因为华信还是以商业为主,不是要求上来就给华信输多少血,但最起码别窝里斗,别自己人把自己人给干掉了。我们还希望各界能发现华信为国家服务的价值所在。中国需要这样的企业,需要更多像华信、华为这样的企业,不管它们属于哪个行业,都要让它们在全球市场发展起来——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舆论氛围。

《华夏时报》:华信既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公司,是否不太会局限于国家民族的概念,而是格局更高、视野更开阔?未来会不会也引入一些外国股东之类?

白益民:对啊,比如说俄油。华信既然持他的股,为什么就不能让俄油持华信的股呢?当然在哪个层级持股,华信会谨慎考虑的。包括中信也不是顶层公司让出股权给外国资本,而是旗下中信股份20%的股权,给了泰国正大和日本伊藤忠。华信也入股了中信旗下中信国际资产15%的份额,没记错的话,就是从伊藤忠手里买回来的……

《华夏时报》:舆论对于华信俄油最近这笔很大的投资合作,非常震惊。您刚才提到一些,但似乎还没有讲得太透:这笔大生意大买卖对于整个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的石油战略格局的谋划,有什么大的意义?

白益民:这实际上是三国杀,是三国演义的过程。主要是中美俄在博弈,当然还有日德等,但现在首先是三国的博弈。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中国本身要从各个力量上找平衡。比如说前不久特朗普来中国访问,双方签订的商业投资合作协议,有国能投到西弗吉尼亚州投800多亿美元的条款。这其实是中国在平衡利益,但中国的天平不能全倒向美国,因为那会被美国敲诈和绑架。在这个过程中,华信的力量可以成为某方面的军团。中国有好多军团,有的军团是跟美国合作或者去进军美国;有的军团是跟俄罗斯合作;有的可能在别的方向上行动。实际上日本很早就在做类似“一带一路”的事情了,就是三井、三菱这些财团在做,有上百年了。日本的这些财团在海外也是有分工的,中国“一带一路”分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在日本则是三菱偏向海上丝绸之路这条线上布局,在陆上丝绸之路这一块布局的则是三井。历史上三菱就是从海上起家的,而三井实际上在二战前更多的是和中国大陆,包括和中国东北地区结合。

从华信的角度来讲,华信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其实更偏向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这可能使华信跟中东欧、跟前苏联地区、跟俄罗斯更易融合。如果让华信去美国,总觉得不太对劲。但是许多留洋回来的企业家,就跟美国捆绑得非常死,这些公司都是在美国跟中国成“夫妻关系”的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像这样的军团可能就适合在西方发展。中国需要多元化的军团,准确的说是多元化的财团,即在玩法上,有的可能更适应西方玩法,比如搞各种投资什么的,有一帮比较职业化的经理人在操盘。华信这套体系,摸索到现在,可能不适应西方。这不等于华信不愿意跟西方打交道,华信本来想跟美国打交道,结果美国并不十分买账,因为华信跟俄罗斯捆绑得太紧了。美国人知道华信在意识形态,在各个方面更接近于东方化,以及更民族化,或者说白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华信对西方经济自由化那套东西并不感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华信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以欧亚大陆为主体的,甚至拓展到非洲的一个产融结合的国际化体系。跟太平洋东边那套,可能相对来说有所区别。

《华夏时报》:现在我们可否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华信到底有多大,有多挣钱?有哪几块大业务?

白益民:财团的概念是做平台,不是在做挣钱的事儿,挣钱可能是进了这个平台的关联企业要做的事情,以及到这个平台上来发展的也许不跟华信关联的企业要做的事情。举个例子,个体农民种地,都是种自己那块自留地,随天灾人祸减产增产,但是建道路,挖水库,修水渠,这些挣钱吗?可能不挣钱,却需要带动大家去投入这些事情,去参与做平台。在不断参与这些事情的过程中集体越来越大——华信就是在做集体该做的事。

如果只问华信挣多少钱,这个事儿就没人做了。华信实际上是要带领大家都投入到这个平台的建设上来,这是华信在做的事。但是挣钱,它是每一个企业自己独立算账,应该他们去挣钱,他们要不挣钱这个平台也就垮了。所以,要问跟华信结合的这些企业挣钱了没有。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叶先生说过,华信现在的目标之一是控制欧洲石油领域的终端。这个目标现在实现了多少?这个终端真的能控制住吗?现在控制到什么程度了,还有多久能够真正达到目标?在欧洲建立第二个中石化,是这个意图吗?

白益民:“控制”这个词听起来不太舒服,谁听了都不舒服,所以华信不用“控制”,华信要用“服务”。为什么呢?大家可能注意到,日本财团的综合商社提出的也都是服务的理念,认为自己实际是中介,而中介就是提供服务。如果把商社比作母亲,母亲在这个家庭里,如果把丈夫和孩子都照顾服务得特别好,她就控制了这个家庭。她不用去挣钱,钱是她服务的过程中她丈夫、儿女去挣了,她实际上做好服务就是做好了控制。华信努力做好服务。要以服务进行控制。如果把国企的总部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服务职能,它其实也是对下面企业的一种控制。如果做好服务,就会让客户形成依赖感,让客户通过获得全方位服务高兴于被控制。

总之,“控制”是欧美金融投行为获得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投资理念,用控制攫取一己利益最大化。而华信作为中国产业投行在国际投资中是“服务”创造价值,服务会让多方都受益,这也是一带一路共生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华信探索。现在一些西方媒体抹黑中国企业的控制论和中国投资是新殖民主义,是戴西方墨镜看中国。华信作为产业投行不走欧美金融投行的旧路,不只提供服务,还要推进产业共生的生态圈。这是新一代中国产业投行需要世界理解的。

《华夏时报》:华信在欧洲石油终端服务的范围多大?

白益民:华信目前接收了哈油国际51%的股权,它涉及到罗马尼亚、法国、西班牙等欧亚上千家加油站,但这条线上并非华信独家在做,其他外国财团也在做,华信还谈不上真正的控制,只可能是部分渗透。不过,背后供应链基本属于华信。实际上华信做这个供应链,目的是与金融挂钩。表面上是在做石油产业,实际是服务于当地金融市场的需求。

《华夏时报》:就是说华信在欧洲的金融平台目前正在架构?

白益民:这包括最近华信收购了葡萄牙一家保险公司的股权,也包括华信在格鲁吉亚合作成立开发银行的动作。华信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要介入当地金融市场,将其与中国的产业进行对接。

《华夏时报》:也就是两大块,一个是石油终端,一个就是通过石油终端建立一个相当庞大的金融平台。这个规模有多大?

白益民:正在建立过程中,包括与俄油合作建立产业发展基金等。如果按照过去的思维,中俄能源要合作就是买油买气,华信合作的目的不是,更重要的是搭建合作框架以后,华信要做金融平台,做服务平台。

《华夏时报》:在进行大规模海外能源和金融投资的合作布局之时,华信在别的领域也有投资?

白益民:目前正在做精细化工产业链,我们叫化工新材料,比如有些乙烯、甲醇等化工品,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大,准备跟俄油一起做。如果华信能引导他们一起做,华信就做,如果只是华信自己投资,华信可能就不会投了。正在谈的过程中,只是个规划。

《华夏时报》:在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华信所谓公益外交和公益慈善这两方面的活动好像规模挺大,华信参与也很多,这也是为了服务于两大平台战略?

白益民:因为这样做在很多国家都有意义。这种回报说白了就不是挣快钱。实际上华信是在做局,不是为了马上就有回报利润。

《华夏时报》:如何准确描述华信?它是一家能源加金融的国际投资集团?

白益民:我们管它叫有组织的能源产业国际投行。

《华夏时报》:属于中国人所有的民营集体所有制的国际投行?

白益民:对。就像日本的那些财团企业,也都是跨国的,而不仅仅是日本企业。光一个丰田在全球就分布有上千家公司,但它源自日本。包括三井这些大财团都是,在80多个国家,有200多个分支机构,上千家关联公司,光三井物产这一家财团旗下的综合商社就渗透到了各个产业里。华信实际和他们一样,都做的是平台。

《华夏时报》:如果给这类大的国际平台排名的话,华信能排多少位?

白益民:跟国际比,体量还是小。因为他们都做了上百年了,华信才做了多少年?可能在贸易额上华信的排名靠前,因为市场规模大。但要从资产的角度来讲,国际巨头积累了100年的财富,那得多大?像三井物产这种平台型的公司,积累的资产都是几百上千亿美元的分量。所以从资产规模上看,华信不算大。而且作为平台公司,更需要的是人才和对关键节点的控制,对体系的控制。

《华夏时报》:在国内按平台算的话,应该是最大的吧?

白益民:也不能算最大的,国内就很少人去干这种建立平台的事。可能海航算一个平台公司,中植系、安邦系还有复星系,可能都算平台公司。阿里巴巴其实也算一个平台公司,传统的包括中信系、光大系、华润系等,招商局也是做得很好的财团平台。但他们又与华信不一样。所以,在华信这一领域,华信是东方化的一个平台公司,这种特色使它显得独一无二。像中信、华润这些多是邓小平时代学日本搞起来的,后来都不学日本否定日本了,都去搞美国那套了。

《华夏时报》:华信现在所谓的数千万吨石油销售权益,这么大的规模,是不是超过中石油中石化了?

白益民:那倒没有,粗略估一下,华信现在已经有8000万吨规模了,排在第四。前三大还是他们。中石油中石化,他们实际上已经垄断了国内的石油体系,包括各种分销。华信在国内只能把石油或者一些产品给“三桶油”,而“三桶油”实际上在国内占有了绝对优势,华信不会在国内与它们竞争,华信一直都是把视角放在海外,即使到海外,也是去啃“三桶油”啃不动的骨头。

但华信同俄油合作后,应该让华信跟国内国际都对接上,这样通过俄罗斯的油跟中国市场产业的对接,才能更好地抓住俄油。所以,应该在国内给华信和其他“三桶油”同样的待遇,这样对整个国家的能源安全是有利的。

4.以能源开道和贸易带动做金融服务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公开资料说,华信运用大量低成本资金对产油国开展石油换贷款业务,对此怎么理解?

白益民:可能是相当于有些民间资本或者什么的,可以介入进来,其实也是金融的作用。当然也不排除华信做大了以后,有一些国家背景的比如国开行或者什么的介入。

《华夏时报》:现在还没有?

白益民:现在也应该有,但华信是在一些看得见的项目里头,比如说在海南投资100亿的国家级石油战略储备库,其中有国开行的支持等等。当然后期可能像跟俄油这种收购、产业的合作,肯定不排除国家资本的支持,因为这个资金量太大了,不可能全部是华信自己的资金。也有一些央企公司的参与,他们带来的资金,也有国开行提供的。有很多项目实际上是国家战略项目,等于华信走在前头了。华信在为国家冲锋陷阵,国家理所当然该给华信一些弹药。海航也是这样的,海航往前冲完了以后,很多时候国家是要买单的。为什么?因为这实际上是对国家有利。因为有的东西国家自己去拿拿不到,我们拿到了,为什么国家不顺手给支持呢?

《华夏时报》:这个资金价格是比较低的?

白益民:肯定国开行给的价格是很低的,因为这是一个战略目的,不是商业目的。

《华夏时报》:看来华信现在的品牌优势和资源优势,已经比较强了?

白益民:这就相当于一个大旗举起来了。一个大旗一旦举起来,有些在体制内发挥不出作用的人就投奔过来了。现在这个势头有了,就是当大家对你有一种认可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英雄,好比水泊梁山一举旗,一百单八将就来了,各种的资源也都愿意跟华信做对接。所以这时候的形象也很重要,特别是要注意防止欧美故意抹黑华信。

《华夏时报》:在品牌宣传上面,有什么具体的办法?比如说通过媒体评选一个什么最佳金控企业之类的,有没有想过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国内最大的或者前几名金控企业?

白益民:这个倒没有,华信不会强调自己是一个金融公司或所谓金控企业。我们还是希望社会认可华信是一个产业组织者。本身华信也真不是靠金融、靠投资起家的,华信也不是搞金融集资的。华信主要还是做产业服务,把大家整合起来。当然后面需要资金,这方面华信有产业基金的平台等等。华信不是先去集资,然后再去找项目,华信实际上是在做产业,需要资金再去做对接,跟无论是国开行,或有些央企的资金、民企的资本等等,去做对接。

《华夏时报》:就这个角度来讲,华信现在作为国际产能组织者的角色,对于帮助国内产业升级,应该有是一定作用吧?

白益民:国内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比如说有一些产业需要出海,往非洲或者往哪儿走,实际上单个企业自己是出不去的。信息不灵,当地的人脉、政商资源等等,还有法律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打通。再有一个,那边没有平台,去了以后,基本上小打小闹还行,个体户去了还行,如果稍微大一点就被别人干掉了。所以华信搭了平台,就相当于出海航母,出海航母上金融是舰载机,是空军,是掌控制空权的,其他各类产业是巡洋舰、驱逐舰、登陆舰、补给舰等等,大家跟着一起走。

《华夏时报》:后面还会有什么大的动作吗?

白益民:华信已经成为一个平台,现在是以能源开道,但是当到了某个国家发现它可能有其他的资源,或有其他方面的产业需求,华信就可以用这个平台带动国内的企业过去,而不一定非得是能源。华信是用能源开道,因为华信背后还是做产业组织,把当地的金融调动起来,跟中国国内的产业进行结合。只要有商机,只要能够为中国的企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商机,只要当地国有服务需求,华信又力所能及,华信这个平台上都可以做。

《华夏时报》:从战略经济学家的思维视角看,华信从起家到今天,整个过程中是不是有一条很深刻的逻辑链?

白益民:叶简明在最开始就提出贸易带动经济,经济带动人才的战略。其实日本的企业,日本的财团,也提倡人才的聚合。其中逻辑链是:华信是正义之师,能吸引人才,华信又提供这样一个机制。当然这个机制可能不太健全,华信也在不断地学习、改进,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我们不仅研究日本的财团商社模式,也研究美国一些投行的玩法,该学的华信都要学。

《华夏时报》:也许可以请学术界、产业界人士研讨这个机制问题,以中信、华为、华信为经典案例。也可请您将所深刻认识的日本企业的模式以及中国文化在日本企业中得到怎样的应用等问题谈透。中国企业一方面可以吸收日本应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验,也把我们自己所深刻理解的中国文化加进来,是否这样?

白益民:华为有个“华”,中信里面有个“信”,正好是华信了,对吧?我们也许正好可以把这三个搁在一起,做这种探讨。

《华夏时报》:对,中信、华为、华信在一块来探讨,非常有价值。还有,您刚才说到人才,华信的人才主要来源于哪些方面?

白益民:目前,华信虽然是民营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华信的人才多来自于国企。国企的人才发展有瓶颈,很多中高层干部上不去,没有办法成为总经理、董事长,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多是政府选派的官员,而不是从基层商业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人。一个官换了一批人就得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流失,正好被华信吸收。这批人有眼界有学历有精力,是中国大发展时期培养起来、在实干中锻炼起来的一批人。另有一批外交部门退下来的老人,60多岁还能发挥余热。这些外交人才最主要的能力就是积累了多年的国际人脉,华信将其吸收进来。还有一些中层,来自市场招聘或内部培养。此外还有一批民企的老板,这些企业家,有企业家精神,干着干着,发现华信是面大旗,就来投靠,甚至带着队伍来加入华信的体系。

《华夏时报》:华信的薪酬是否也很吸引人?

白益民:这方面具体多少我不太清楚,因为没人透露这些东西。而且,薪酬已经不重要的了,到这个位置,大家觉得在这干的平台最重要。华信都是先舍后得,大家都是先服务,先为这个平台贡献。平台大了,大家随便分一块可能就有了。就跟汉高祖刘邦带着一帮穷要饭的去打完天下,最后都成大臣了,随便就可封个侯,封个爵位,土地这些不也都有了吗?所以,大家并没有太多去想拿多少工资什么的。当然可能要考虑薪酬的是那些中层的经理人。在职业经理人、事业经理人和老板三个层面,老板这个层面基本上不去考虑薪酬多少。事业经理人基本上也不考虑薪酬多少,他们掌握资源,觉得能干事就行了。这也许印证了马斯洛五层次需求理论,越往高层对物质需求越简单,更多是对精神层面的需求。因此华信给中层的薪酬都要比较靠近高标准一些。

5.融通传统精神在全球市场施展身手

《华夏时报》:现在大家都在说当今世界有两大思潮,一个是政治民粹主义,还有一个是经济民族主义,华信早就关注布局“一带一路”,作为首席战略经济学家,您本人是否早已看到这种潮流而为华信提前布局?

白益民:对,本身我就是民族主义者。因为在日本那个环境里,他们就是这种状态。他们战后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又重新拼杀出来。所以他们的企业就是军团,那种气势,我能够感觉到。中国的国企也是从军队转制过来的,所以实际上一直保留着一种民族主义精神。

现在美国已经被挤压得够呛,已经感觉出全球势力在重新划分,所以才会激发他的民族民粹主义。中国在这种思潮背景的经济博弈中,必须意识到真正的博弈实际上是财团的博弈。所以我一定要把华信这样的财团体制推广出来,只有民族化,才有精神头。

日本的财团体制,实际是公社制资本主义,或者叫日本型的社会主义,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阴一阳,它是一个共生体。

《华夏时报》:也就是华信发展是顺势而为,顺着这个世界思想潮流和经济发展的大势往前走?

白益民:实际上可以说华信这批人是道家,华信干的企业是道场,华信按照“道”,按照客观规律去做事,没有刻意或理想化。

《华夏时报》:可不可以做点预测,短期来看华信会成为什么样的公司,中长期看又会是什么样的公司?

白益民:华信也曾把华为和中信当榜样,未来的华信可能就有中信的影子或华为的影子在里头。我一下也说不出来具体是个什么样,但肯定也有华信特立独行的地方。再说华信成长的年代与前两者也不一样。中信是在改革开放后通过招商引资发展起来的,华信是走出去,二者是两个不同的平台。当然后来中信也走出去了,但是起步的阶段和华信不一样。华为则是一个偏工程技术层面的企业,但和华信实际上道是相通的。

《华夏时报》:华信如果要顺利发展或者有更大的发展,在政策层面应该有什么样的支持?

白益民:这实际上要学学日本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有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就给财团托管。但这些资源到了当时的三井、三菱财团手上,一下就发挥出来,成为海外扩张的利器。把政府自己不会用的企业资源,托管给那些会用的企业财团,到时候再还给国家,最终所有权还是国家的。还有一种,是变相卖给会用的企业财团,所谓的卖,是慢慢地经过股权的变化,它最终其实也是社会化的,而不是某一个人所有。关于这个所谓的卖,如果让华信突然接管一个国企,大的有几千亿资产的,华信其实也接不动。但它可以变相把一些资产进行比如50年分核,实际用了一个50年的概念。像三井,比如说有个煤矿,当时叫三池煤田,当时就是国有资产,很值钱,三井拿不动。分50年付款。变相的三井通过这个煤田收购,获得了发展动力。所以在这一块,国家给的一些支持不一定像原来似的行政拨款。原有的国企都是行政拨款,最后都成了大窟窿。为什么不用一些适当的方式,让民营企业把它用起来?

《华夏时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现在很多金融界人士也提议,对那些僵尸企业,严重亏损企业,通过银行购买,再转让给一些企业,这种形式华信会接受吗?

白益民:如果华信认为有价值,就会做这个事儿。投行的作用就是发现价值,提升价值,就是把烂梨烂苹果烂的地方削掉,然后做成果盘卖出去。所谓的不良资产,有的时候是因为搁在那儿单个的没价值,做成果盘就有价值。投行能看到其中的价值,而且懂需求,懂产业,懂一些规律,知道放在别的国家,哪个位置上有价值,投行就去做这个事。

《华夏时报》:华信已经有这些动作了吗?

白益民:目前还没有太参与,因为政策不明朗,说是搞混合,具体怎么混谁都搞不清,只有国家委托给华信做,这才有意义。

《华夏时报》:看来华信真是一个很特殊的民营集体所有制企业,华信和中信、华为最大的不同何在?

白益民:成长年代不一样,分属不同产业。并且,毕竟中信有政府的资源支持,然后才发展起来。华为是一个民营企业,其意义在于,当中国面临西方对中国电信产业的封杀,而电信产业又关系到国家,关系到军事,所以变相的,国家给华为定单,其实就是给钱。没有直接的持股,没有直接给它金融的财政的支持,但只要给定单不就给钱吗?所以华为实际上也是在垄断行业里得到国家支持的。再加上任正非本身是军人出身,企业治理方面做得很好,而且他也接受这个大集体的思想,所以他才会去分股权给大家,才去发展这个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有一些超前的思维,再加上他的事业和国家的需求目标一致等,所以很快做大做强起来。华信可能更多的是在国内经济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没有太多发展空间的背景下,在国外提前找到了自己的空间。叶简明将这称为格物,在物与物中找空间,他的格物和古书上理解可能还不太一样,他的意思是在很多缝隙中发展。华信实际上也的确是在找缝隙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定位,才得以发展。所以华信可能是提前做了一些“一带一路”的事,等于在“一带一路”大势来了之后,华信兑现了很多原来做的事,就把华信自身也发展起来了。这也是道家的思维方式,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大势,而是提前就站在了大势该去的方向。

《华夏时报》:这三家企业的共同之处就是现在都在大力在国际市场上施展身手吧?

白益民:对,当然中信、华为的体制可能比华信要健全一些,因为他们沉淀规范化、制度化,还有国际化的时间更长。华信可能因为扩张得太厉害,实际上各路兵马,各路的人,并不很健全,同时也没有太大束缚。但同时华信也要考虑风险问题,因为没有束缚,有时候风险也大。因此,华信自己,包括我所领导的战略信息研究中心这边,经常要发出风险报告提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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