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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剑:近代中国视野中的塔吉克斯坦 ——形象生成与认知塑造

2018-06-11 08:52:36   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评论:0 点击: 类别:

一.中国视域与“中亚问题”

 

一个国家对外认知图景的形成,既是本国知识界域外视野日渐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该国与周边及域外邻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逐步推进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众多邻国的东亚大国,中国在认识自身的同时,也逐渐形塑了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在古代,中国对于外域的认知较为有限,对域外世界的了解从总体上服从于国内政治与思想秩序的需要。顾颉刚、童书业先生曾撰文指出:“战国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是非常狭小的,他们不大理会四边的情形;在那时只有一种空泛的‘九州’和渺茫的‘四方’的世界观念。到战国后才有具体的‘九州’和‘四极’说出现,这种‘九州’和‘四极’所包括的世界约同宋明两代的中国差不多大。直到战国晚年,才产生出理想的大世界说——‘大九州说’和‘大四极说’与‘海外三十六国’等记载——来,那是受了域外交通和哲学思想,以及天文学等的影响而成立的。古代的域外交通以东西两方为盛,因域外交通而构成了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里的地名,更因此而反映出上古西方交通的一件大故事——周穆王西游的故事——来。”

 

 

总体而言,由于特定的环境因素,使得中国在域外认知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与传统。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中国古代关于域外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幻想系统和以《诸蕃志》为代表的藩属系统。《山海经》在海外南、西、北、东经中所罗列的交胫国、反舌国、三首国、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一目国、深目国、无肠国、大人国等,尽管国人深知该书属于幻想的产物,但对后代的创作影响深远。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堪称第一部较全面地反映世界地理的著作……而这一系统的关于域外的著述都是由国人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在‘天朝中心主义’的‘虚幻环境’内完成的——是以中国为中心、周边藩属为边缘所形成的藩属系统的地理沿革考订和风土人情的记述。因此,在上述两个系统的文献中,很难找到一个真实和具体的‘异域’”。这两种外部分类系统构筑了中国域外的非政治性的观念与想象世界。而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历代正史的叙述中,对于域外的认知则主要服从于大一统秩序的现实需求和内敛型政治文化特质,对域外情况的叙述主要侧重于北部、西部和南部区域,对于其他区域则甚少提及,更不用说欧亚大陆之外的情况了。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以及殖民探险的推进,人们对于世界各大区域内部空间的认知逐渐充实,曾经未知的“空白地带”被一块块填满。近代中国在域外认知上也逐渐受到这些曾经的“域外者”观念的影响,开始对周边和域外各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认知。这种情况,正如钟叔河先生在《走向世界丛书》总序中所写到的那样:“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王韬、郭嵩焘、黄遵宪和严复等人,要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而去的政府官员,但既然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现代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受外部知识引介渠道的影响,国内近代知识界对外域的认知主要围绕当时的欧美列强展开,对于俄国-苏联则主要关注其欧洲部分的情况,此外,在对于其他周边国家的国情介绍则主要集中于对朝鲜、日本、暹罗(泰国)、阿富汗等国,对于其他区域国家的认知还较为缺乏。二战结束,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革和对外交流的推进,中国的对外认知有了全所未有的提升。进入新世纪,全球化潮流涌动,在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对外视野和外域知识需求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跃升。

 

 

在中国对世界区域的认知中,中亚空间的呈现方式表现出更多的波动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欧亚大陆本身数千年来的历时性变迁,尤其是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前后所经历的世界地缘格局转变,长期以来作为世界历史舞台的欧亚-非大陆及其代表性的陆地文明逐渐被海洋力量超越,曾经作为欧亚大陆东西端文明交流中介区域的中亚也逐渐丧失其长期以来的中心性,世界历史的主角开始转向外围、海洋与西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然面临一个如何重新发现和认识中亚的问题,或者说面临一个超越了原先“西域议题”的新的“中亚问题”。

 

1991年底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的相继独立,不仅折射着二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作为世界两强之一的苏联以联盟国家彻底解体的方式,重置了一个世纪之前英俄“大博弈”后的中亚的基本政治架构与地缘定位,并意味着原本从属于苏联内部秩序的中亚区域越出了国内秩序层面,开始进入世界秩序领域,成为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周边国家的中亚议题。对中国而言,中亚五国的独立,也意味着原本附属于中苏关系的中国与苏联中亚地区的关系正式转变为新的对外关系,同时,由于中亚五国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存在漫长的边界线以及民族、宗教方面复杂微妙的联系,因此,在原先的“苏联问题”基础上,形成了以中亚国家为主体和对象的新的“中亚问题”,可以说,这是中国在二战后所面临的一种全新的区域性周边态势,与原有的“东北亚问题”、“东南亚问题”、“南亚问题”等相区别,而折射到中国的对外认知领域,则形成了鲜明的特殊性:一方面,作为与中国西北边疆相邻的区域,在中国的历史认知层面曾被长期关注,甚至在某些阶段其部分区域还曾纳入过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范围,因此具有某种历时性的认知延续性与传统认知图景;而在另一方面,由于中亚古代、近代与现代的政权区域范围并不重合,也往往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延续性,尤其是苏联在中亚进行的民族划界,将原有的汗国结构彻底打碎,进而在区域民族语言文化基础上形成新的中亚各共同体认同,因此可以说,中亚区域的历时性变迁以及当代中亚各国本身历史(民族国家史)的历时性变迁无法形成一种具有整体连续性的叙述,进而使其在与中国关系的外部表现方面,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表现形式,即其“在当代政治事务中的新生性与其在历史传统中的古老性并存,以此就不同于那些国名一直延续至今的老牌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也不同于二战之后摆脱被殖民状态,实现独立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非洲的诸多国家等,更不同于与中国长期共享历史并逐渐形成自身主体性的国家,如蒙古等国”,从而在与中国古代历史的部分互嵌性及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完全脱嵌性之间形成了历史认识与现实认知之间的某种“断裂”,这也成为我们如今在面对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时,在认知层面所出现的基本特征。

 

 

作为塔吉克斯坦历史与当代邻国,中国既在历史层面存在与波斯帝国、萨曼王朝、帖木儿帝国、布哈拉汗国以及作为俄国-苏联一部分的塔吉克斯坦的互动关系,同时在苏联解体之后又形成了中塔之间的现代双边关系,而这两个层面都在积累和形塑中国视野下的塔吉克斯坦印象。由于学科话语的割裂以及中亚历史时段方面存在的区隔特征(即上文所说的部分互嵌性与完全脱嵌性同时并存),使得目前国内知识界对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塔吉克斯坦的认知在连续性中存在着某种“断裂”,这种断裂主要表现在对近代视野中塔吉克斯坦形象变迁的认知缺失,无法较为清晰地认识和把握从认知的部分互嵌到完全脱嵌之间的转变过程。这种认识缺失不利于我们对于塔吉克斯坦整体形象的认知,因此有必要对近代中国视野中的塔吉克斯坦区域的认知流变过程加以呈现,而这正是本文力图努力的方向。

 

二. 古代至20世纪上半叶的塔吉克斯坦简史

 

塔吉克斯坦,全称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面积约14.3万平方公里,人口820万,位于中亚东南部,东部与中国新疆接壤,南部与阿富汗交界,西部与乌兹别克斯坦毗邻,北部与吉尔吉斯斯坦相连,东西长700公里,南北宽350公里,是苏联中亚诸国中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境内山地和高原占国土总面积约4/5,素有“高山国”之称。全国共分为2个州(索格德州、哈特隆州)、1个自治州(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1个区(中央直属区)、1个直辖市(杜尚别)。首都杜尚别(Dushanbe,Душанбе)是该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教育中心,人口73万(2012年数据)。此外,国内主要城市还有胡占德(或称苦盏)、库尔干秋别、霍罗格等。

 

1924年10月14日,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属当时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9年10月,成立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联盟一级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1990年8月24日,该国发表主权宣言。1991年8月,更名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9月9日宣布独立,同年12月21日加入独联体。塔吉克斯坦全国共有86个民族,其中塔吉克族占79.9%、乌兹别克族占15.3%、俄罗斯族占1.1%,其他民族占2.6%。主要宗教为伊斯兰教和东正教,其中绝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塔吉克语为国语,该语言与现代波斯语极为接近,俄语为族际通用语。

 

 

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看,塔吉克斯坦所在区域文明开化较早。这一区域在沙俄吞并前的漫长历史阶段经受过外部的多次入侵,波斯、亚历山大、贵霜、匈奴、突厥、阿拉伯和蒙古等先后进占该地区,从而在社会、文化和宗教层面经历多次变革。如加富罗夫所言:“塔吉克民族的形成过程,完成于萨曼王朝统治河中地区和呼罗珊的时期。……早在七世纪时,汇合成一个塔吉克民族的诸部落,在地域、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共同性,就大为增加了,并且具备了形成统一民族的一切前提。阿拉伯人的入侵和他们实行的强迫同化政策,曾经阻挠这一过程,但是结果并没有能消除形成塔吉克民族的历史趋势。”而值得注意的是,塔吉克人作为唯一属于东伊朗语族的民族,其生活地域在历史上曾经是波斯帝国以及伊斯兰化的萨曼王朝(874—999年)的一部分,因此在文化层面上受到波斯-伊朗因素多重影响,深深打上了波斯-伊朗文化传统的烙印。从公元5世纪起,萨珊波斯帝国为抗衡在中亚崛起的嚈哒帝国,开始与当时位于中国中原的北魏政权频繁交流。在萨曼王朝时期,其东北部边境与中国回鹘族所建立的王朝(喀喇汗王朝)接壤并产生联系。

 

长期以来,塔吉克人并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大部分居住在泽拉夫善河流域的布哈拉河费尔干纳的浩罕汗国各地,一部分居住在希瓦汗国和哈萨克汗国奇姆肯特等地。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吉萨尔、喀拉提锦等地,存在着一些半独立的小公国,有时是布哈拉等汗国的附庸。因此,这一时期塔吉克人的历史是和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希瓦汗国等的历史分不开的”。13世纪,这一区域被蒙古人所征服,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14至15世纪归属于帖木儿帝国,16世纪开始成为布哈拉汗国的一部分。到18世纪末19世纪中期,随着阿富汗王国的建立,原来居住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大部分塔吉克人,被人为地与居住在中亚的塔吉克人民分隔开来,而中亚的大部分塔吉克人则又居住在布哈拉汗国与浩罕汗国的各个城市、费尔干纳盆地和绿洲当中,此外,也有一些居住在现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山区的半独立领地中,少数居住在希瓦汗国的赫尔哈萨克汗国的城市,如奥李阿塔、奇姆肯特以及中国新疆等地,在北印度和现属伊朗的呼罗珊也有相当多的塔吉克人居住。

 

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亚塔吉克人的发展轨迹。在19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在欧洲方向西进的势头被逆转,遂转而将扩张的矛头转向东方,中亚就是其中的一大方向。在19世纪中下叶,俄国对当时中亚诸汗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征服。1864年9月,俄军攻占浩罕汗国重镇奇姆肯特,次年占领塔什干,1866年又先后夺取忽毡(今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胡占德)以及乌拉秋别等战略要地。1868年,俄军控制塔吉克斯坦北部区域和帕米尔地区。1876年2月,俄国彻底攻灭浩罕汗国,改建为费尔干纳省,随后逐步控制哈萨克斯坦中部和南部地区。1892年,俄国彻底完成对塔吉克斯坦地区的征服。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当时生活在中亚地区的民众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族群的区别,还没有清晰的民族-地域认知。

 

 

苏联在中亚地区的行政改革真正确立了明晰的中亚民族-地域认知,并从行政层面固化了中亚的民族区域结构,塑造了塔吉克斯坦的当代疆域与认同。1918年,当地建立苏维埃政权,随后,根据苏联中亚民族区域划界的相关原则,1924年10月14日成立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隶属于当时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该自治共和国的领土面积为13.56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2.6万,其中塔吉克人有62万,约占自治共和国人口总数的75%。1929年6月,苏联政府将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同年10月16日,正式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脱离乌兹别克共和国建制,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平行,同年12月5日完成加入苏联的全部程序,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这是历史上首次在这一地区建立以塔吉克命名的国家。从塔吉克斯坦当代国家形成的地缘结构而言,苏联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亚地区进行的民族划界对塔吉克斯坦造成了多重影响,一方面塑造了延续至今的塔吉克斯坦版图,并在此基础上为塔吉克斯坦参与当代国际事务奠定了现实基础,而在另一方面,则成为苏联中亚诸加盟共和国中唯一一个非突厥语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共和国,与其他四国在文化与宗教认同层面形成了微妙的差别。此外,塔吉克斯坦“虽地处丛山之间,但它扼东西交通之要冲,又处当时苏联边防前哨,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这可能是苏联政府决定把塔吉克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的重要原因”。

 

1929年起,塔吉克斯坦按照苏联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开始推进农业集体化。在20到30年代,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受到联盟中央政府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苏联政府还从俄罗斯等地派出大量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前往当地进行技术指导。在前两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1933-1937年)期间,当地经济发展的近80%资金由联盟中央政府提供。1941年至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又有计划地从西部地区将许多工厂设备和技术专家迁徙到中亚地区,其中就包括塔吉克斯坦。而与此同时,塔吉克斯坦也动员大量人力、物力支援苏联西部战场。在政治层面,1933年塔吉克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马克苏姆遭到批判和罢免,这揭开了斯大林在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最高领导层进行清洗的大幕,一直持续到苏联卫国战争时期。

 

三.近代中国知识视野中的塔吉克斯坦形象变迁与认知构筑

 

古代中国知识视野中的塔吉克斯坦,由于其区域认同尚未形成,因此都以对当时西域乃至波斯帝国、萨曼王朝、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希瓦汗国的认识而表现出来,这种认知往往与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当代中亚诸国的历史认知杂糅在一起。

 

 

近代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对塔吉克斯坦的认知形成是较晚近的事情,基本上是伴随着塔吉克斯坦作为一个同时具备较为明确的族群与地域指向的名称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从总体来看,近代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对于塔吉克斯坦的认知框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对塔吉克人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认知,这种认知相对而言比较连贯,并由于中国国内已存在被称为“塔回”的部分塔吉克族(即便当时还没有正式认定),因此成为构筑近代塔吉克斯坦认知的主要载体;另一部分则是对俄国-苏联整体认知空间下对于其下属行政单位的塔吉克斯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相关发展状况的认知,这种认知建基于俄国-苏联国情以及当时中俄、中苏关系的总体状况,并受国际地缘环境因素的影响。总体而言,近代中国视野中的塔吉克斯坦形象的呈现是一个由粗略到详细逐步递进与展开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从传统王朝视角的边地叙述向中苏关系总体框架下的对于苏联中亚区域的相应认知。

 

从具体的时间线上来看,由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一级的塔吉克斯坦直到1929年才正式建立,因此,这一信息反馈回中国知识界自然也是较为晚近的事情。就笔者掌握的信息,一直要到20世纪30年代的国内出版物中,才开始正式出现塔吉克斯坦的零星信息。在著名的边疆研究学者华企云所写的《中国边疆》(1932年)一书中,第三章“边疆邻接各地之地理概况与最近民族运动之鸟瞰”部分对“中亚细亚”作了专节介绍,并罗列了中亚的三个共和国,分别为吉尔吉思(Kirghiz)自治共和国、土可曼(Turcomen)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乌兹伯克(Uzbek)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并指出,在土可曼东内有达辑克(Tadzhik)自治共和国,后面又在注释中称,达辑克一译托辑克,即Tadzhik。该书敏锐地注意到了中亚对中国边疆稳定的重要性,但在当时的中亚行政区划方面,所呈现的信息有所滞后,将当时已经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塔吉克斯坦归并到土库曼斯坦境内,而实际上,即便是在塔吉克斯坦升格为加盟共和国之前,也是从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内知识界对于塔吉克斯坦乃至中亚行政区划知识的缺失与误差,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与域外知识之间存在的某种断裂与脱节,也正是当时贫弱的中国无力有效拓展对外视野的一个例证。

 

 

尽管当时的知识界对于苏联中亚的情况所知甚少,但依然有一些报纸文章为当时的国内知识界提供部分信息。例如,在1935年,《大公报》刊登名为《中央亚细亚一带的民族》的文章,记述了苏联中亚的自然环境以及历史上的中亚民族状况,并在“各民族小史及其现状”下的“印欧族”部分记述了中亚塔吉克民族的情况,文中写到:“一提到亚洲内陆,往往使人想到重叠的山岭、辽阔的草原、荒凉的沙漠,以及常年跋涉的骆驼队。这种印象也可说有相当的正确,然而近若干年来经各野心国家的积极经营,虽说尚是开发初期,然已大改其本来面目了。……塔吉克人(Tadjik),多在阿富汗及塔吉克苏维埃共和国,奉回教,为依兰族之一支,业游牧或半游牧。中国人皆以其为缠回同宗。其交通方法驴骡较骆驼更重要,盖居地多山岭故也。在新疆境内者称为塔回,语言属伊兰语系。”该文在对苏联中亚现状加以介绍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境外塔吉克民族及其信仰的基本信息,并顺便介绍了中国境内的相关跨界民族状况。
 

随着国内抗战的全面爆发和苏联对华援助的推进,国内知识界对于苏联国情的认识也日渐增多,国内报刊开始刊载大量关于苏联革命、外交与建设的文章,其中就包含对于苏联中亚及内部各加盟共和国情况的介绍,部分内容涉及塔吉克斯坦。进入20世纪40年代,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国内关于苏联政治军事时局的报道猛然增多,开始出现对于位于苏联中亚地区的塔吉克斯坦相关信息的专门报道。

 

1941年,《新闻类编》转引苏联《消息报》刊载的由时任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加福罗夫(也译为加富罗夫)撰写的《抗战中的塔吉克斯坦》一文,其中写到:“塔吉克人民的儿女们,正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乔治亚(即格鲁吉亚——笔者注)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兹伯克人,并肩携手,英勇地对希特勒股匪作战,或者在后方,以光辉的劳动帮助创造红军的胜利。”到了1942年,国内译介出版苏联学者杜勃洛夫斯基等著的《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一书,该书分述当时各加盟共和国(含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自然地理、历史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状况,其中专章叙述了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情况。1943年,《中央亚细亚》杂志刊发《苏领中亚经济地理(续完)》一文,其中写到:“大食共和国。‘大食’(Tadghik),普通地图多译作‘达辑克’,其面积约与中国河北省相等,为中亚面积最小之国。位于中亚之最东南部,东接中国新疆,南接阿富汗,北邻启尔吉兹,西邻月即别;其区域因系从民族的条件,故国境曲折很大,尤其北方远及斐加纳峡谷,深入月即别领内”。之后又进一步对该国的自然环境、住民与产业、主要都市等相关信息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同年,《大公报》刊发总题为《发展中的中央亚细亚一瞥》的系列报道,该报道译自曼得尔(W. M. Mandel)的英文文章(原文刊发于1943年2月号《太平洋杂志》),全面介绍了苏联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相关情况,其中写到:“中央亚细亚是乌兹贝克(即乌兹别克——笔者注)、卡查赫(即哈萨克——笔者注)、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土克曼人民历史上的定居地,并且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地方。这些民族住着整整同半个美国大的领域。它在东方一千英里和新疆毗邻,往西一直张伸到距史达林格勒不到一百英里,距阿斯特拉罕不到五十英里的地方。没有什么疑义,德国的炸弹早已落到过卡查赫共和国的地面上了。”

 

 

二战结束之后,作为同时遭受巨大战争损失的同盟国家,中国和苏联同样面临着艰巨的战后重建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苏联在社会建设方面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建设经验,就成为当时国内报章关注的主要议题。在这当中,就有对曾经一度处于落后局面的塔吉克斯坦建设与发展情况的专门介绍。例如,1947年《瀚海潮》杂志刊发《突飞猛进中的塔吉克斯坦:附山地巴达赫山自治省》一文,全面介绍了塔吉克斯坦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是近代中文报刊中关于塔吉克斯坦状况介绍最为详尽的。文中写到:“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The Tadjik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位于中亚细亚之东南部,在此地,苏联跟印度的交界,仅仅距离十五公里之遥,只有属于阿富汗的一条很窄狭的地方,在他们中间分隔着。……塔吉克斯坦(Tadjikstan),也就是塔吉克共和国,面积共有十四万二千三百平方公里,人口共有一百五十万人,在全国居民之中当以塔吉克人为主,其次有俄罗斯人、乌孜别克人、柯尔克孜人等杂居。首都为斯塔林那巴德(Stalinabad),全城共有居民八万三千人,过去此地旧名为邱单壁(Diushanbe),乃一穷僻之乡村,如今一变而为全共和国之政治文化经济工业等之中心。……文化方面,塔吉克斯坦在苏联革命前,居民之中仅有百分之零五认识字的,而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在文化方面的情形,是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的确,这也是苏联对于小民族,特别文化低的民族,所惯用的文化政策,塔吉克人是土厥种,原有其阿拉伯的经典文字,今天的塔吉克人,便直接由拉丁化的塔吉克文而一跃为俄罗斯化的塔吉克文矣;在这方面的成功,自然是苏联文化思想统制政策的结果,这是可想而知的。这里在全国实行着全民教育,建有各种文化教育机关、戏院、电影院等。并有苏联科学研究院的支部之设。……在帕米尔,有山地巴达赫山自治省,也在塔吉克共和国组织之内。目前在帕米尔扩大了耕种面积,首先在东部帕米尔建立了农业,栽培萝卜、白菜、土豆和大麦。在四千公尺高度的地方,组织了‘帕米尔’国家牧畜农场,建设有学校、医院、电影院。直到如今,在帕米尔所用的燃料,还是野草的茎根之类,仅仅不久的时候,在穆尔干布地方附近,才开始挖掘煤矿,也同时发现出了其他有价值之矿产(如光学上用的弗素F)……总之,塔吉克斯坦是苏联中亚共和国之一,更是接壤与我国新疆、阿富汗,以及经阿富汗走廊觊觎印度之基地,因此该共和国之一切,均有积极之努力与发展,就一点而论:帕米尔之地为迄今中英俄尚未经明定界务之处,而苏联不但已有自定之界,且该处一切早为详细考究矣。故该共和国之突飞猛进,亦有其鹄的也。”1947年也是俄国十月革命30周年,当年11月,苏联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在南京以中文编印《三十年来的苏联》一书,对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1948年的《塔兹克、吉尔吉斯、哈萨克——毗连我新疆省的三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文则系统介绍了苏联中亚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情况,在关于塔吉克斯坦的部分这样写道:“图画一般的塔兹克和吉尔吉斯两共和国都在中央亚西亚,而且是紧紧相邻的。疆域全是山地,在苏联各邦中地势最高。各拥有人口一百五十余万。给乌兹别克、土尔克曼及哈萨克等国供给水源及灌溉田地的大河如阿穆·达亚、塞尔·达亚等河流,均由塔兹克及吉尔吉斯的高峰中发源。这两国的土地只有极小部分是谷地及山坡。塔兹克共和国,面积等于瑞士的四倍,从前属于布哈拉土酋,后来成为乌兹别克共和国的自治邦,到一九二九年方成立为完全共和国,居民和中亚别的国家不同,不是鞑靼而是伊朗血统,一般都认为他们是中亚最古的民族。高身材,直鼻子,往往是蓝眼睛,也许他们和雅利安人的关系比日耳曼人或西方其他诺曼地人(Nordic)更为接近一些。……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塔兹克在全俄中还是最贫穷最落伍的民族,例如,仅就他们城市的名字而论,像寇得干(Khodzkent)——现称列宁哈巴特(Leninabad)——那时候就被称为‘永远负债的地方’、‘吃牛粪的地方’、‘永远不知面包味道的地方’等等,这就可以充分证明他们的穷困生活。那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是用野菜做的饼子。沙皇统治下仅有千分之五的人民是识字的,沙皇统治以前大约也是如此,到了今天识字人数已经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了。……塔兹克人有一句奇怪的话:‘我们的南方就是北方’。这却真是事实,因为只有北境气候比较温和,土地比较平坦,埃及棉及各种果品产量甚富。南境全是高山,天山山脉横亘其间,帕米尔高原就在最南方。帕米尔像一个巨人,站在那里,把中国、印度和苏联三国分开。它是全中亚的分水岭,有‘世界屋脊’之称。”

 

 

总体来说,近代中国的塔吉克斯坦认知经历了这样几个主要阶段:(1)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塔吉克斯坦区域成立单独政区(1924年)或建立加盟共和国(1929年)相关信息在中国国内传播的滞后性,这时期国内对塔吉克斯坦区域的相关认知主要建立在对历史上的波斯帝国、萨曼王朝、帖木儿帝国及布哈拉汗国基础上,此外还包括对如今部分属于塔吉克斯坦的帕米尔地区的历史认知,在国内知识界的认知层面还没有对塔吉克斯坦区域的清晰概念;(2)20世纪30年代,随着1929年塔吉克斯坦升级为联盟一级加盟共和国,以及国内对苏联国情介绍的深入,国内对于塔吉克斯坦的认知有了进一步的深化,有了对于该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基本认知,但这种基本认知的信息量较少,主要还是在对苏联中亚地区的相关介绍中顺带提及;(3)20世纪40年代,随着二战期间中苏同盟关系的深化,以及战后国内重建的需要,苏联形象和苏联经验成为当时国内报章的一大关注重点,受此影响,一时期对于塔吉克斯坦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尤其是对其社会建设和改革有重点的关注。当然,这一时期对于塔吉克斯坦的相关认知,基本服从于当时中苏关系的总体状况,尤其是两国间的外交关系格局。

 

四.结语

 

中亚曾经具有其自身的中心地位,但长期以来,它在生活在中亚之外的人眼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黑洞”式景观,既让人着迷,又让人惧怕,却往往让我们忽视了其在历史与地缘秩序中曾经扮演的世界性角色。对此正如贡德·弗兰克在其著名的《中亚的中央性》一文中所提示我们的:“中亚之所以是一个黑洞,就在于它必须引起世界体系史研究的关注甚至热情。但是,中亚可能仍然是世界及其历史当中最重要而又最被忽视的部分。之所以造成这种忽视,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历史绝大部分是由那些有自身目的,尤其是将其胜利合法化的胜利者所书写的。而中亚在很长一段时期是一些胜利者的家园,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他们要么记述了一些历史,要么留下了一部分历史遗迹。随后,自15世纪以来,中亚民众在两方面几乎都成为失败者。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输给了别人,而它们所在的中亚故土也不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如今,作为一个正在重新崛起中的大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外认知视野的拓展不应仅局限于对欧美诸国的既有认知,还应对欧亚大陆乃至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域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唯此方能确立起当代中国的整体国际视野。在新的“中亚问题”语境下,如何在更大的世界体系范围内认识中亚,如何以更具连续性的视野来观察和认识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诸国,进而形成一种兼顾民族文化主体认知与民族国家主体认知的新中亚认知图景,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作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中亚四国之间兼具同质性与异质性特征的国家,塔吉克斯坦国家在近代历史中的形成,既有其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渊源,同时也跟苏联当时的中亚政策及其对泛突厥主义所持的立场息息相关,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塔吉克斯坦的正式独立,新世界体系与欧亚地缘政治格局下的塔吉克斯坦国家认同正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强化,这也将反过来对塔吉克斯坦自身的历史书写与认同产生影响。作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邻国——中国,我们正在逐步面对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其自身历史与现实认同的国际法意义上的新生国家,同时也必然会面临与塔吉克斯坦在国家-民族历史、历史与现实族体身份认同等相关议题方面的分歧与挑战,因此我们本身的塔吉克斯坦认知同样需要丰富和完善,需要建立起兼顾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整体认识图景,唯此才能形成一个具体而全面的塔吉克斯坦形象。从本质上说,认识他者即在认识自我,探究近代中国视野中的塔吉克斯坦形象变迁,这是一个重新“发现”塔吉克斯坦的过程,也必将是一个全面认识中亚、进而重塑中国对外认知完整图景的必经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将深化对于中国本身的思考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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