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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与“发展之路”计划对接

2017-11-23 11:12:41   来源:一带一路数据库   评论:0 点击:


1. 蒙古国“发展之路(草原之路)”计划及其战略考量

(一)蒙古国“发展之路(草原之路)”计划形成过程

蒙古国“发展之路”计划是基于“草原之路”计划在中蒙两国之间形成共识的新提法,其基本内涵没有改变。“草原之路”最早的雏形是2000年蒙古国提出的“千年路计划”,即包括横竖两条干线和一些支线公路组成的全国现代化公路网。2004年,蒙古国参与签署了联合国亚太地区经济与社会委员会成员国间的政府协议,将蒙古国并入亚洲三条高速公路网建设,其中AH3、AH4和AH32三条高速公路均从蒙古国穿过。2010年,蒙古国议会又推出国家“新铁路项目计划”分三个阶段建设全国铁路网.(AH3:乌兰乌德-阿拉坦布拉格-达尔汗-乌兰巴托-纳莱赫-乔伊尔-赛音山达-扎门乌德-二连浩特-北京-塘沽;AH4:新西伯利亚-巴尔瑙尔-恰克图-乌兰白辛特-科布多-雅楞台;AH32:Songbong-元汀-圈河-珲春-长春-阿尔山-苏木贝尔-乔巴山-温都尔汗-纳莱赫-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

在2012~2016年的政府工作纲领中,蒙古国提出了建设连接中俄和欧亚运输走廊的发展目标。2013年,蒙古国议会颁布《关于蒙古国经济社会2014年发展计划》,确定建设连接中蒙俄三国的铁路、公路、石油、天然气、电力五大通道。2014年9月,蒙古国议会第34号决议《关于保障经济稳定增长的措施》正式将“五大通道”升级为“草原之路”发展战略,2017年5月,蒙古国总理额尔登巴特来到中国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中蒙两国政府就蒙古国“草原之路”改称为“发展之路”达成共识,并签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蒙古国发展之路计划对接”谅解备忘录。

(二)蒙古国“发展之路(草原之路)”计划的基本内容

蒙古国政府对“草原之路”的定义是建设连接中俄的过境铁路、公路、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和能源电力网的巨大工程。在铁路方面,蒙古国拟定对原有铁路进行电气化改造,并铺设复线,希望莫斯科—北京高铁过境蒙古国。

同时,计划从阿尔茨苏里口岸往南铺设约900公里的南线铁路,将实现蒙古国南戈壁省塔温陶勒盖煤矿、奥尤陶勒盖铜金矿、那林苏海图煤矿等大型矿区至边境口岸铁路的直运。计划建设的公路主要包括:阿拉坦布拉格—扎门乌德的西线公路和埃伦察布—乔巴山市—西乌尔特—毕其格图的东线公路。如果东部这条南北纵向公路建成,将把蒙古国东部与中国的内蒙古、辽宁省、俄罗斯的东西伯利亚连接在一起。过境天然气和石油管道是蒙古国政府最重视的项目。

从2000年起,蒙古国就曾多次向俄罗斯和中国提出建设跨蒙古国天然气管道的建议。特别是在中俄签署两项供应天然气合同以后,蒙古国从降低铺设管道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向中俄提出重新考虑中俄供气协议,建议管道过境蒙古国。在电力方面,蒙古国计划利用其丰富的煤炭资源实施煤制气项目生产清洁燃料,建设分布于蒙古国境内并与中俄的电力通道连接,提高出口附加值。整体来看,“草原之路”主要包括物流、能源和贸易三个方面。物流是指建立连接欧亚的铁路与公路,能源是指建设能源通道和加强可再生性能源合作,贸易是指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实现贸易便利化。

(三)蒙古国实施“发展之路(草原之路)”计划的考量

蒙古国提出“草原之路”符合其国家发展战略,但苦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其先期启动的公路、铁路项目的推进都比较缓慢。在采矿业发展和矿产品出口的带动下,蒙古国经济曾出现高速增长。但在2011年创下增速17.3%的惊人记录之后,就难以再现辉煌。特别是受蒙古国国内政策法律不稳、中国经济发展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蒙古国经济增速下滑并面临巨大压力。

一方面,以矿业为主要支柱的产业结构决定蒙古国经济主要依靠矿产品出口。即使未来国际经济形势好转,矿产品需求增大,蒙古国仍然面临着运输、出口的困境。设施差、距离远、成本高等仍然是限制蒙古国扩大矿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资源出口型国家,蒙古国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希望利用其作为连接亚欧陆桥最近通道的地理位置优势,连通欧亚大市场,并通过“草原之路”连通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港口,将矿产品出口输送到亚太其他国家及地区,使其产品市场更加多元化,以运输贸易振兴本国经济。

因此,加快通道建设,实现互联互通,是促进蒙古国经济增长的当务之急。当前蒙古国矿产资源出口困难,对于长期存在的贸易和财政赤字、新出现的债务到期和外国投资急剧减少等问题,蒙古国政府期盼通过“草原之路”与“一带一路”对接,吸引国际资本和技术,带动包括矿业开发在内的产业升级。

2“一带一路”与“发展之路(草原之路)”对接的基础及重大意义

(一)“一带一路”与“发展之路(草原之路)”对接的基础

第一,理念相符。众所周知,“一带一路”的提出是借用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而蒙古国关于“草原之路”的提出也是源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在连接东西方往来的多条“丝绸之路”中,位于中国北方草原与欧亚大陆之间的“草原丝绸之路”是人类活动最为悠久的通道之一。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古代欧亚大陆只有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温带气候和天然草原通道才是最适合人们进行东西向交流的通道。古代的游牧民族,特别是作为匈奴、突厥和契丹等游牧民族继承者的蒙古人,随着13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产生了东西方文明之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交互影响,在这一广大区域内对传播游牧文化、促进东西方的文化、科技和人员交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后,蒙古国积极响应,表明中蒙双方尊重历史与现实的理念。

第二,内容契合。“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是中蒙两国扩大开放,加强多边、双边合作的全新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作为核心内容,这与蒙古国“草原之路”的“连接中俄的997公里高速公路,1100公里电气线路,扩展跨蒙古国铁路,天然气管道和石油管道这5个具体项目”形成契合点。

蒙古国“草原之路”是通过连接欧亚大陆发挥欧亚大陆桥的作用,来实现面对海洋的目标,其实质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欧亚国家在物流、能源和贸易方面的伙伴关系,以融入亚太经济体。加快推动铁路、公路、航空等的互联互通,发展双边的资金流、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等方面的合作,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成为中蒙两国的共识。

第三,利益重合。互利共赢是“一带一路”所秉持的基本原则,也是其魅力所在。中蒙实现战略对接的共同利益就是完善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双边合作。蒙古国自然资源丰富,一直倡导矿业兴国战略,煤炭、铜、铁、黄金和原油等矿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88%,其矿产品的83%出口到中国。

目前,由于中蒙之间仅有一条开通于20世纪50年代的乌兰巴托—北京的铁路线路,远远不能满足双边的运输需求。大部分的矿产品出口还需依赖公路,这使得矿产品出口成本加大,不仅给中蒙双方增加了负担,也限制了蒙古国矿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

随着蒙古国经济政策的调整,铜、煤等大型矿的开发逐步启动,蒙古国矿产品的出口也将随之增加,中蒙之间的通关压力会进一步加大。缺乏向东、向西延伸的通道,阻碍了蒙古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和“发展之路”对接,不仅可以解决现有的通道困境,还能扩大中蒙在加工业、农牧业等领域的合作,满足新时期中蒙两国合作发展的共同要求。

(二)“一带一路”与蒙古国“发展之路(草原之路)”对接的重大意义

第一,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愿景与行动》的“框架思路”指出,根据“一带一路”的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包括中蒙俄在内的六大经济走廊。其中,国家发改委确定的“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一条路径是从东北地区的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到满洲里和俄罗斯的赤塔。“这意味着‘丝绸之路经济带’,从原来主要依靠亚欧大陆桥发展中国与中亚的合作,向东北拓展到中国与俄、蒙的合作。”“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是对“一带一路”构想的补充与拓展,与“一带一路”构想是一个整体,成为“一带一路”发展的基石。蒙古国处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中间地带,是中俄贸易与通道不可替代的桥梁。“一带一路”与“草原之路”对接,通过货物运输,油气通道和跨国电网的连接,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落实,实现“一带一路”在多边经济走廊建设方面的突破,为“一带一路”在“十三五”期间更快更好地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起到助推作用。

第二,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树立典范。“一带一路”倡议是打造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战略,顺利推进“一带一路”离不开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一带一路”的推行面临着来自东南亚、索马里和中东的威胁。随着《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等合作文件的签署及实施,《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蒙古国发展之路计划对接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中国目前在蒙古国的无偿援助项目、优买贷款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均为“一带一路”与“发展之路”对接提供了重要保障。“一带一路”与“发展之路”对接成功,便可向“一带一路”沿线国表明,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和平发展的倡议,是合作共赢的理念,旨在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以此增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其他国家与中国合作的信心,同时也能够在各方面提升中国战略的吸引力……中蒙合作的具体举措必然对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的战略合作产生示范作用。”对接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开创地区新型合作模式的有益探索。

第三,为我国营造北部安全环境提供保障。中蒙两国有着近4710公里的共同边境线,拥有18个对接口岸,北京和乌兰巴托的距离仅为1800公里。蒙古国是构成中国北方安全环境的重要外部区域,对于中国战略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在当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作为我国北部安全屏障的蒙古国正式加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并以“和平伙伴关系国地位”成为北约准同盟国。

同时,蒙古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北线重要节点国家,对确保中国的和平发展环境得以延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与“发展之路”顺利对接,将会大大增强中蒙两国的互信程度,促进双边互利共赢合作的不断深入,既是维护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前提,也是保障中国北部安全及中国在整体地缘政治中获得有利地位的重要举措。

3.蒙古国国家安全战略对“一带一路”与“发展之路(草原之路)”对接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蒙古国政府从自身安全利益出发,放弃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开始大幅度调整其外交战略,积极寻求安全自保,开发最有益于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1994年,蒙古国通过了《蒙古国国家安全战略构想》《蒙古国对外政策构想》等项决议,制定了蒙古国的国家安全、对外关系和军事原则等基本政策。

以地缘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础,将经济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开始实行“等距离、多支点、全方位”对外政策。2010年,蒙古国对《蒙古国国家安全构想》进行了修改,在基本保留原有内容的基础上,根据新形势进行了补充,将强化“第三邻国”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位置,经济安全与文化安全也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构成与保障途径。新《蒙古国国家安全构想》强调“政治、外交活动是保障蒙古国独立与主权的基本手段”。因此,蒙古国国家安全的战略取向应该是研究“一带一路”与“发展之路”对接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一)蒙古国对外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及影响

1.与中俄均衡交往

新《蒙古国国家安全构想》指出:“同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和广泛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国家利益和与之关系的历史传统,重视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主张总体上均衡交往。”而在这里“均衡”的含义“不是指空间上同两国保持同等距离或在全部问题上采取同等态度,而是加强同两个邻国间的相互信任,全面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和互利合作。”由于蒙古国被夹在中俄两大邻国之间,其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受到限制。坚持同中俄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从安全和经济角度来看,对于蒙古国都至关重要。蒙俄都是构成我国北方安全环境的重要外部区域,是可持续发展的地缘支撑。中蒙俄三边关系中的任何两方的外交战略调整都会影响到第三方国家的安全与政策走向。在蒙古国所谓对中俄的“均衡”战略中,蒙俄关系的历史因素和双方合作的强大基础,都决定蒙古国很难在中俄之间保持“均衡”,甚至有俄罗斯学者也认为,蒙古国在利用俄罗斯平衡中国。

众所周知,蒙俄在苏联解体前保持了七十多年的特殊传统关系,两国曾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蒙古国自独立至冷战结束前,素有苏联“第16个加盟共和国”之称,国家军队曾以旅级编制编入苏联远东集团军,蒙俄两国是“有边无防”,1992年驻蒙苏(俄)军才全部撤出蒙古国。而蒙俄两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直到1994年才最终结束。在苏联半个多世纪的影响下,蒙古国用拼音文字——西里尔文——取代了旧蒙文,蒙古国以吸收俄罗斯文化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延续至今。2000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蒙古国,确定了21世纪全面发展两国关系与合作的原则方针,明确了两国睦邻友好合作长期、稳定发展的方向,开创了蒙俄关系的新时代。2003年6月,在蒙古国总理恩赫巴雅尔对俄罗斯访问时,蒙俄双方又将两国关系提升为“睦邻传统伙伴关系”。而且,俄蒙在2009年先于中蒙实现了“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进一步巩固了俄罗斯在蒙古国的地位。

俄罗斯在蒙古国传统产业领域的合作具有雄厚的基础,始终是蒙古国最重要的战略性经贸合作伙伴之一,对蒙古国经济的影响力依然强大。自1978年投产以来,蒙俄联营的额尔登特铜矿一直是蒙古国的百强企业之首,蒙古国国家财政的1/3来源于该矿。额尔登特铜矿与蒙俄有色金属、蒙俄乌兰巴托铁路股份公司并称蒙古国三大骨干企业。从1949年起,俄罗斯就与蒙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合作,帮助蒙古国修建乌兰巴托铁路。俄罗斯铁路运输署拥有蒙俄合资乌兰巴托铁路股份公司50%的股份,保证着蒙古国98%的运力。

目前,蒙俄铁路建设合作依然十分紧密。2014年9月,俄罗斯铁路公司和蒙古国道路与交通部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商定现代化改造和发展乌兰巴托铁路。2016年4月,蒙俄双方签署了《蒙古国与俄罗斯发展战略合作中期纲要》,将对改善过境铁路运输条件的问题提到双方政府议事日程上。另外,蒙古国成品油和电力基本都从俄罗斯进口,甚至超过95%以上。2010年,蒙古国又决定与俄罗斯联合开采目前国际上极为稀有的铀矿资源,这也足以证明蒙俄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在“草原之路”规划的五大通道中,铁路、油气和电力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俄罗斯。

蒙古国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合作对接早已启动,并取得实质性进展。2011年,蒙俄就蒙古国与俄罗斯关税同盟国自由贸易协定问题专门成立了联合研究小组。2014年6月22日,蒙俄边境的阿拉坦布拉格自由贸易区启动运营,至今已有百余家外资企业入驻,为蒙古国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打下了基础。2014年9月,在普京总统访问蒙古国时双方签署“互免签证制度协议”,开通了双边人员往来的“绿色通道”。2015年6月,蒙古国总理在访问俄罗斯时与“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主席签署备忘录。俄罗斯积极吸引蒙古国成为“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必将对中国与蒙古国的战略对接产生竞争态势,甚至会给推进“一带一路”构想带来不利影响。

2.“第三邻国”外交

关于“第三邻国”外交,在新《蒙古国国家安全构想》中的表述是“在‘第三邻国’政策框架内,与发达的民主国家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道主义领域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关系”。在新《蒙古国对外政策构想》中,关于“第三邻国”外交的表述更加具体,即“同美国、日本、欧盟、印度、韩国、土耳其等东西方国家、国家联盟在‘第三邻国’政策框架下,扩大伙伴关系与合作。”至此,蒙古国的“第三邻国”从最初的美国一个国家发展到其他西方国家,到日韩等援蒙国家,再到国际组织的发展历程,成为其“用来维护政治与军事安全的必要手段,也是其维护经济与文化安全的必要措施”。

蒙古国从本国与中俄两大邻国的历史渊源和自身的战略环境出发,为避免受制于某一大国,将“第三邻国”列为重要外交政策,力求在“第三邻国”的框架下,通过扩大与美国、日本、欧盟、印度、韩国等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合作,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不能忽视的是,蒙古国“第三邻国”外交,不仅使得中国在发展同蒙古国关系上面临挑战,而且也使中国企业在蒙古国资源市场上要面对发达国家跨国大企业的激烈竞争。例如,2011年,在参与蒙古国世界级大型煤矿塔本陶勒盖招标时,中国神华集团与日本商社三井物产联合参与投标,极不利于中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发挥。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目标的产业转移、去产能的实现,中国企业也都将受到蒙古国“第三邻国”政策的影响,特别是要面临与日本、韩国在蒙古国的竞争与挑战。日韩对蒙古国的主要投资是贸易与公共服务领域,约占总投资额的一半左右。

此外,日韩对蒙古国的轻工业也有较高的投资份额,在银行、电信业等领域均有涉足,日韩在蒙投资结构较为均衡。这些领域关乎民生,在蒙古国民众中感知度与受欢迎程度相对较高。2010年,蒙日双方决定在蒙古国联合开发稀土资源,以应对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2015年2月,蒙古国新任总理赛汗比列格把首次出访定在日本,并成功签订了蒙日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协定,这使得中日在蒙古国的竞争更趋激烈。

(二)蒙古国经济安全战略基本内容及影响

由于冷战已经结束,蒙古国周边的大国不再对立,蒙古国正处于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全局面,因此,经济安全就成为蒙古国安全战略的首要问题。《蒙古国对外政策构想》提出:“在同外国发展经济关系,开展经济合作时,必须防止对经济安全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陷入过分依赖某一国家的境地……创造不至于使本国处于政治和其他形式压力下的条件。”

新《蒙古国国家安全构想》仍将保障经济独立,减轻经济陷于对某一国家的依赖作为主要内容,同时还将本国经济安全内容表述的更加具体,即“坚持均衡的投资政策、实行相关政策,限制某一个国家的投资不超过对蒙古国外商投资总额三分之一的范围。实行相关政策,限制外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将邻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对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投入的资金额保持在均衡的水平。开发矿产资源领域时,特别重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变为他国单纯的原料供应基地以及国内外政治和商业利益对峙的场所,并防止环境退化。减轻国家经济过度依赖于少数市场和少数产品进出口的薄弱性。实行防止来自一国的进口在进口总额中占绝对地位的政策。”

从实际情况来看,蒙古国要减轻经济限于对某一国家依赖的安全目标远没有实现,其外贸依存度已经触及经济安全的底线。2016年,蒙古国的GDP总值为111.33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为82.75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4.33%。而此前三年蒙古国外贸依存度曾一直在80~90%左右徘徊。在蒙古国经济增长最高的2011年,外贸依存度甚至达到108%。近20年来,中国一直是蒙古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国。目前,蒙古国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80%(曾经多年保持在90%左右),从中国进口的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30%以上,其所产铜精粉的95%出口至中国。2015年,中国企业累计对蒙古国投资达到40亿美元,投资存量为25.6亿美元,在蒙古国注册的中国企业超过7000家,占在蒙外资企业的32%。

虽然在经济陷入极大困境的情况下,蒙古国完全摆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还很困难,但是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将成为蒙古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并且蒙古国希望通过经济外交积极推行经济贸易上的多边主义战略,从而大力促进贸易结构多元化。日本、美国等经济大国的有效介入,使得蒙古国在经济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有所下降,势必会对“一带一路”与“发展之路”的对接产生负面影响。

(三)蒙古国文化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及影响

蒙古国在1994年《蒙古国国家安全构想》中曾经提到,“轻视民族文化,孤立于世界文明之外是威胁蒙古国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因”。1996年,《蒙古国国家文化政策》将“预防民族文化消亡”和“民族文化要与世界其他文化并行发展”等确定为实施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则,并明确了国家文化政策遵循的三个基本方针,即“保护游牧文化,以之为基础并行发展当前的文化;保证蒙古国文化在革命时期不受破坏;崇尚并重视发展民族民族文化”。《蒙古国国家安全法》将文化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制定和实施文化安全战略的目的是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培养和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全民族的凝聚力,形成本国文化的文化力量,从文化上同两个邻国划清界限,为巩固国家安全创造条件。2010年,新《蒙古国国家安全构想》总纲明确提出:“本民族历史、语言、文化遗产、传统风俗习惯是蒙古国民族生存的基础和重要免疫力”。

作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游牧文化极具民族与地域特色,但也面临着东西方文化的挤压。在东西方文化的挤压下,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蒙古国对外政策的开放性不断增强,外来文化以各种形式涌入,使蒙古国的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蒙古国国内从上到下的文化危机感十分强烈。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维护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和“源”,蒙古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例如,重编《蒙古国通史》,从全新角度评价成吉思汗;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加大对寻找成吉思汗陵的考古力度;恢复传统习俗,每年举办大型祭山活动,将马头琴和呼麦申遗;实行以佛教为主导的宗教政策,为从传统节日和节日文化上同中国划清界限重新确定重大法定节日等等,以唤起国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蒙古国为了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袭,保持其悠久文化的“纯洁性”,提高全民族的凝聚力,形成本国的文化力量,同两个邻国在文化方面有所区别,巩固国家安全创造条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然而,传统文化在加强蒙古国民族身份认同,整合社会内部力量,弘扬民族性特征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同其他文化抢夺“市场”,挤压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的生存空间。“这种文化上的隔阂和交往的不畅不仅影响到两国经贸活动的深入开展,还影响到潜力的挖掘。”

同时还应当注意到,蒙古国传统文化在恢复和壮大的过程中,也滋生了民族主义思潮,排外仇外的民族激进组织出现。蒙古国政府虽然公开表示反对主张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统一世界蒙古国人的“泛蒙古国主义”,但是“泛蒙古国主义”组织关于“精神统一蒙古国”的思想在蒙古国政界和知识分子中却有一定市场,有些政府官员本身就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和支持者。非理性的民意会产生负面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使中蒙两国政府合作的努力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人心向背乃是“一带一路”与“发展之路”对接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问题。

总之,尽管在“一带一路”与“发展之路”对接过程中,仍将存在着来自蒙古国国家安全战略因素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一带一路”与蒙古国“发展之路”在理念、内容及利益上高度契合,中蒙合作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只要中蒙两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完全可以完成“一带一路”与“发展之路”的成功对接,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关键字: 发展之路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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