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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一带一路”中的新加坡(一)世界的十字路口

2018-06-29 08:59:49   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评论:0 点击:

随着新加坡航空公司SQ825航班平稳地降落在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三天的新加坡之旅开始了。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因为复旦大学的几位师兄舌战狮城而久仰这座现代化的城市,著名的汪辜会谈、习马会、金特会,都几度令新加坡扬名天下。一座人口不足六百万的小城市,每年创造着3000多亿美元的GDP,人均超过9万美元,世界第三,亚洲第一,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初识新加坡,最大的印象不是成片的高楼大厦,而是满眼的绿色,还有到处彬彬有礼的国民,几乎所有的人到了新加坡,都会被它所取得的成就折服。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关注新加坡,看了不少李光耀先生不乏至理的书,包括新加坡的政商关系、公共外交、廉政体系、治理犯罪、环境保护、族群调谐等,应该是对新加坡比较熟悉了。

 

然而,始终有一个问题笼罩在我的心头,新加坡的未来走向哪里?除了赞颂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新加坡始终处在十字路口,面临着选择的困惑。这是一个纯粹个人的问题,不那么具有学术性,也一直没有敢拿出来讨论。

 

海陆互动的十字路口

 

新加坡地处亚洲和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交界的十字路口,来自四面八方的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会首先在新加坡产生反应。也正因为如此,地处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中间能够抵挡太平洋东北季风和印度洋西南季风的马六甲海峡很早就成为各方青睐的天然避风港和重要航运通道,在这里能够倾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来自亚洲大陆腹地的权力欲求与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权力欲求沿海岸线对峙,型构了亚太地区的基本权力分界线。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弹丸小国,但由于其扼守马六甲海峡,控制着东西方贸易交流的重要通道,拥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任何一丝风吹草动,都会首先在新加坡出现,精明的英国人早在多年前就在这里创办了“香格里拉对话会”,眼光可谓独到。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加坡就是英国人在亚洲打造的一座灯塔,照亮着世界前进的航向。新加坡在外交上奉行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大国平衡政策,竭力在大国博弈中左右逢源,在经济上坚持走国际化路线,在文明文化上坚持包容开放的态度,使新加坡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以及国际旅游会议中心,有着很高的国际声誉。

 

 

陆权与海权对峙的内在张力,在全球化的浪潮驱动下进一步被放大。尤其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域外力量对该地区主导的企图,进一步释放了新加坡作为“十字路口”的效应。然而,可悲的是,新加坡的文化精神总体上是被外来文明所定义,山地国家和海洋国家都在这里交汇,海权力量和陆权力量总是在新加坡拨弄琴弦铮铮,搅动浪花朵朵。这就是新加坡的无奈,也可能是新加坡的悲剧。

 

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

 

新加坡作为十字路口的属性,在历史上呈现为文明交汇的枢纽。早期的东南亚地区主要受到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影响,前者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宗教信仰领域,比如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输入,后者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世俗生活领域,比如衣食住行、商业、科技等。1944年,法国历史学家乔治 赛代斯出版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研究了8世纪之前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化进程。很多人认为印度的影响是贸易考虑、殖民化和征服的过程,但印度史料则表明从来没有对东南亚进行过殖民征服。东南亚地区大量华人贸易网络的存在,证实着中华文明对该地区的影响。然而,无论是印度文明的影响,还是中华文明的影响,都没有取代东南亚地区的土著文化。比如保尔 穆斯、冯 李尔和博希的研究就认为,外来文化对当地的影响仅仅是“一道薄薄的玻璃”,在这层玻璃的下面,古老的当地文化的形式继续存在。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和不那么先进的土著马来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新加坡的文化底色。

 

 

近代以来,随着欧洲在全世界的扩张,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以及其他欧美列强,先后来到该地区,新加坡开始被殖民主义者贬低为殖民扩张大潮中的一个陪衬,是被动消极、无力抵抗的受害者。毫无疑问,新加坡受到了欧洲强大的影响,既包括文明的冲击(涵盖了经济重建、社会变迁、治理重组以及秩序整合等),也包括学术意义上的演化,表现为萨义德所富有智慧地强调“东方主义”,新加坡研究服务于欧洲殖民帝国的利益,是欧美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简而言之,东方主义是用以统治、重建和确立对东方权威的西方风格。因此,人们在新加坡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东方主义”的遗迹和影响。

 

无论是东进的印度教,还是南下的中国风,也不论是无处不在的欧风美雨,还是搅动世界风云的穆斯林大众,新加坡始终是文明交汇的产物,始终谨慎地维系着各文明交汇后的平衡,竭尽全力调谐族群关系和宗教关系,在公共政策上努力释放文明交汇的能量,避免发生冲突。即使出现了一时的不平衡,也很快通过选举和政策调整进行修复。因此,在文明交汇的新加坡,很难确立某一种文明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为新加坡设定了大国平衡的外交传统。

 

中国与世界的十字路口

 

正因为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发展道路,新加坡成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枢纽。自改革开放以来,新加坡就为中国领导人所看重,学习新加坡经验,推动中国现代化,成为邓小平思考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尤其是1990年中新建交以来,新加坡在中国对外开放和两岸关系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新形势下,如何规划中新关系的未来发展,尤其是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推进中新合作共赢,成为习近平主席访问新加坡的一个核心话题。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多元族群国家。有人曾形象地把新加坡比做“一头猛虎(印度尼西亚)和三只狼狗(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环绕下的“一只小猫”,足见新加坡生存环境之恶劣。然而,新加坡人凭借勤奋、创新和努力,在建国后几十年里建立起了一个政治民主、政府清廉、社会文明、经济繁荣、人民幸福和谐、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家,开创了独特的治国理政模式,成为令世界侧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全球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是继纽约、伦敦和香港之后的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

 

正因为新加坡高度发达的经济和国际化水平,中国对外开放一开始就把新加坡经验作为重要的参考对象。从领导人层面来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学习新加坡经验。1992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受邀访问过中国大陆33次,每次都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他给中国领导人的很多建议都被接受了,被称为“西方认识中国的领路人”,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领路人”。在李光耀的支持下,新加坡的很多华人华侨到中国投资创业,特别是苏州工业园区和天津生态城两大重点合作项目,对中国开放开发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学习新加坡经验成为热潮,中国大量官员被派往新加坡考察学习。尤其是1992年南洋理工大学为长峰科技工业集团的一批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短期培训,拉开了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接受培训的序幕。南洋理工大学还专门设立“中国项目办",并在2008年成立了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以学院方式运作大规模的中国官员培训。除了南洋理工大学之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是中国官员培训的重要基地,涵盖了市长班、学位班和短期培训班等。近年来,中国每年都将派遣超过8000名各级官员到新加坡学习,分散于11教育点接受干部培训。可以说,对很多中国企业高级主管和各级政府领导官员而言,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很多都是从新加坡获得的,新加坡为中国通往世界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与新加坡的联系显然越来越紧密。随着中国日益国际化,新加坡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地位只会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不会得到削弱,中新关系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机遇期。尤其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新加坡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以中国经济为引擎之一的亚太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的互联互通会在新加坡得到汇集,新加坡在“一带一路”中的枢纽角色更加突出,新加坡有可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枢纽,成为21世纪的“东方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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